专家论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
2009-10-18 旺报 【（谢盛友／德国班贝克大学客座教授）】
2009年10月14日，中国作为主宾国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拉开帷幕，在书展开幕式上，德国总理梅克尔要求，中国要敢于直面批评性议题。
中国积极提升软实力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说，中国将保护那些在华从事新闻报导的国际媒体机构的权益。
根据媒体报导，中国国务院发表一份纲要表示，中国计画投资数十亿美元发展媒体和娱乐产业，也将放松行业监管，希望打造能与美国新闻集团及时代华纳等国际传媒集团竞争的媒体帝国。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中国提升自身软实力、以改善中国在海外形象的做法。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过「话语即权力（power）」。国际话语权在表象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话语具有统摄力，是其国际话语权的价值源泉。
西方拥有强势价值观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和平、非暴力的理念开始在西方流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思想，让西方人忙碌了200多年，并且日益深入人心。
由于中国的崛起，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精英们突然间发现，西方上述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并不能救资本主义，而是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连美国都要跟中国借钱，所以，中国精英们大胆地提出，中国要赢得国际话语权，要敢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即输出内涵于上古六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以自律、民本与和谐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大陆不少学者提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重要的不是「洋为中用」，重要是建设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古为今用」。
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但是并非经济强国，综合实力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整体提升，所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不到相应程度的提升。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取决于综合实力。在北洋政府的时候，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也是排名世界第三。绝对量可以说明问题，但不完全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从目前来看，西方的强势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的相对弱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自由氛围带动话语权
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目前还不能构建自己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国际话语或「普世」概念，远的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等；近的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霸权稳定论」以及「软权力」、「权力转移」等等，均是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产物。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在于没有自由的氛围，这里主要是指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没有自由思想，所以无法「生产」影响国际的概念和话语。
笔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后，讨论热烈，部分海内外讨论者之文字纪录如下：
讨论者1
首先所谓的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就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中国的行为处事。中国必须取得定义“话语权”的权利，不然这种盲目向西方价值观靠拢会导致中华文化沦为二等文化，附庸文化。中国人就成为没有文化根源的二等人。其次话语权的根本在于国力，而不止是经济力。国力是一个综合实力，看以前苏联的话语权就比日本高很多吧，现在俄罗斯也还是。不要以为中国现在经济力上去了就去搞所谓的话语权。中国还应该发展科技，教育，国防。。。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上去了，话语权自然就来了。现在盲目去追逐话语权是一个舍本逐末，鼠目寸光的做法。我们要一个基础坚实的，以中国自己文化作为定义的话语权，而不是一个西方施舍的话语权。别看德国总理现在还敢这么大言不惭的敢对中国提出所谓的要求，他已经底气弱很多了。想想以前他敢把枪炮架到我们家门口来。中国基础打好了这种苍蝇就不敢吱声了。
首先要认识到中西文化差异。根据历史和国际周边环境来看，西方国家永远不是一个输出人民幸福的组织。他们处心积虑只是要维持他们的世界统治地位。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话语权也不是他们赋予的，也不需要他们赋予，我们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靠自己努力。
当然不是，说到中国的话语权不是一两句就能说的清的，首先对外来说，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被很多人看作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决定了有许多人会有意识产生心理抗拒，即便你说的是实事，有些西方人也不相信，在西方媒体几十年对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宣传下，会有许多人心里有强烈的 意识形态思维。其次，在很多西方人那种对中国天生的傲慢心理也会促使对中国的话语权得不到重视。当然，我们自己对外宣传的思维僵化，语调单一，媒体形象刻板，方式固定，这些都是我们的弊端.
讨论者2
干嘛要谈中国的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是西方世界眼中的另类，围追堵截的目标，以为接受了“普世价值”就有话语权了？当年苏联接受普世价值的时候不是只有任人宰割权吗，谁听它“话语”过什么了？
讨论者3
首先中国并不想输出价值观，更不想输出内涵于上古六经文化的价值观。
讨论者4
其次，何谓综合国力？ 一般一国的综合国力由经济力 科技力 军事力 资源力 社会发展 政府调控 外交力 年增长率等组成， 难道中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整体提升？ 所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就得不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讨论者5
国家要想有话语权，国民首先就得有话语权，允许质疑国家领导人，允许议员呛声国家领导人。
社会主义国家（或类似国家）通常政党掌握核心力量，例如铁路、军队、粮食，所以对一切事务负全责，救灾、反贪、物价都归党管，现在又缺少监督力量，错事肯定一大片，要是新闻自由了那还不翻天了，所以这些国家必须控制媒体，统一口径，缺少透明，所以不被国人信服，国外更不买帐，哪来话语权？
讨论者6
什么是今日中国的话语权?
2008年 东西方冲突和漫延至今的经济危机，再次让中国领教了西方话语权的威力。明明西藏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是主权问题，但在西方眼里，西藏就成了人权问题。美国做为罪魁祸首，虽然制造了一场不仅害已更拖累全球的经济危机，但美国从不道歉，也从不认为自己的模式和文化有问题。相反仅仅因为二百多年来终于选出一个 黑人总统，就掩盖了美国发生的一切。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其耗资空前的就职仪式居然吸引了全球十五亿人观看，引发一片赞誉之声，甚至随后揭穿的假演也丝毫无损美国形象，美国模式依然光芒万丈，全球对之也仍然顶礼膜拜。而这一切都是依靠他们的话语权。
反 观中国，由于发生了一起食品安全事故，虽然各级领导包括总理温家宝在出席联大会议时，向全球道歉，虽然中国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精英如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却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 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这两起分别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事件，哪一个更严重，哪一个国家更负责任，一清二楚。然而，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居然都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制度。象沙叶新这样的直接把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一并否定的也非个案。我们不由要问究竟是什么遮住 了他们的眼睛？决定了他们思维和结论？显然，原因只有一个，哪就是西方无所不在的话语权。在这个话语权的影响和主导下，美国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众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他们宝贵的批判精神，俯首甘为了。
中国要想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只有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在这场“包装在话语权背后的国家利益之争”中胜出或者成功捍卫自己的利益。哪么什么是今日中国的话语权呢？
文 革刚刚结束时，主导中国政局的是后来人称的“凡是派”，他们的话语权就是“两个凡是”，并以此主导中国政局两年之久。而复出的邓小平则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拿到了主导中国的话语权，从而轻易战胜了“凡是派”，把中国引入改革开放的道路。三十年过去了，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经济体、、第二大 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航天大国、第四大旅游首选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六席（含第一名）。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更重要的是有四亿人在这三十年脱贫。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范围内最大的减贫贡献。尽管中国是什么模式到 现在也没有定论，用美国《新闻周刊》的话讲就是“中国打破了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显然，这三十年已经证明了，中国最大的话语权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 全球看，三十年间，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没有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更没有影响全球和他国。相反，这三十年间在西方模式下，却发生了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现在源于美国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每次危机中，中国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殃及池鱼的局面，另一方面更不得不出手相助，协助 肇事者度过难关。不错，中国没有“普世价值”，但是总不能说制造经济危机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全力拥抱“普世价值”的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国就因为有“普世价值”就胜过不但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而且还要救助他们的中国吧？有这种逻辑吗？而且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自由经济理论。现在这个根基出问题了，民主制度也就只剩下了在话语权支撑下的道德基础。但所谓的道德基础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假以时日，如果这个民主制度实质上阻碍了经济发展，那么抛弃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 们再与苏东转轨国家相比，冷战结束后，前苏东集团全部拥抱西方的民主，接受和信奉他们的“普世价值”。只有中国另辟蹊径，走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结果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由于面临崩溃的边缘，迎来“三百年间最黑暗的时刻”，只得在普京的带领下重走回头路，而东欧国家仍然在转轨成本中挣扎。二十年过去了， 放弃“普世价值”的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第十强，而东欧国家则继续挣扎。用台湾资深媒体人南方朔的评论就是：“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而捷克又是东欧国家中唯一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在竭力阻止失败之后，愤而辞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腐败和猖獗的黑手党式的集团犯罪，被欧盟警告和制裁。
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是中国话语权的生命力和正当性。在西方占据“普世价值”话语权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予之进行抗衡的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普世价值”再美好，如果无法在实践中获得证明，其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温家宝总理在塞万提斯大学发表演讲，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及现实意义，实际揭示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而温总的演讲，从形式和意义不亚于美国总统访华 时在中国大学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国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而“和”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而现在中国提倡的“以人为本”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延续，如果套用西方的价值体系，说是中国的人权观也不为过。而“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今环境保护是主流意识的世界里，无疑是有着其相当现代的意义。
温总的结束语则更具现实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直指西方力图打造的民主一元化世界。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的话语权和核心价值观也将做为软实力扩散到全球，成为人类价值观多元化的积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与崛起。
讨论者7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讨论者8
简单的说，需要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言论自由；反对制造问题、激化问题、转移问题的言论自由。 跟不爱国的人谈论这个国家的事？我还不如跟钱谈感情呢。
至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样的说法，是一些西方人固有的偏见和看法，那些人只会想当然的用这些命题大写特定，从来不理会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西方新闻与中国新闻的一个显著区别，
讨论者9
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看法。
而中国的新闻道到，则强调真实性、客观性。另外再开设一些类似于“评论员专栏”这样的栏目，发表一些主观的看法。
中国的新闻强调“真实性、客观性”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新闻用强调这两性吗？既然有人强调就说明不强调不行了，有些此地无银的意思。
瞪眼说瞎话，说大话，说别人听不懂的话是不会有话语权的
讨论者10
一味的迎合的西方的人的口味、思维才能提升所谓的“话语权”吗？通篇写一些西方的爱看的东西，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中译英的精彩范文：供英语笔译爱好者借鉴学习
我从商务部的网站上找到一份讲话稿及其英文译稿。 这篇翻译稿应当是商务部的高翻反复推敲、斟酌的成果， 代表了国内官方译文的几乎是最高水平。 有至于中译英的朋友可以参考、学习、借鉴。
当然， 本译文也非完美无缺， 瑕疵在所难免， 欢迎大家吹毛求疵，挑错，改进，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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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2009年4月27日，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在这里和各位新老朋友会面。此次我率团访美，旨在积极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伦敦金融峰会达成的共识，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同舟共济、共谋发展，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内涵，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刚才，中美双方企业家就如何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研讨，并举行有关投资、贸易项目的签约仪式，这充分表明了中美双方加强合作的信心和诚意，将对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经贸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危机中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果断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消费需求稳定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逐月回升，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要好。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有助于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受全球经济大气候影响，中美经贸合作也受到一定冲击。按中方统计，今年前3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5.7%。美国对华投资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重，从2008年的3.2%，降至今年前3个月的2.6%。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危机关头，越是要坚持开放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复苏，反而会加剧衰退。此次我们率企业家到美国开展投资贸易合作，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困难形势下，坚持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加强合作应对危机的鲜明立场。
在本月初举行的G20伦敦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成功会晤，两国元首都对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巨大互补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危机对于中美经贸合作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当前，两国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要保持市场相互开放，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在贸易政策上，中国政府并不追求大额顺差，我们将继续鼓励企业增加自美国商品进口，希望美国企业加强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了解，开发更多适销对路产品并加大推广的力度。同时，我们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兴业，希望美方为投资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相信，只要双方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出发，从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出发，坚定信心、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早日战胜危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谢谢大家！
Address at th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Forum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pleased to meet old and new friends here. I am leading a delegation to the U.S. to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our leaders at the London Financial Summit and take joint action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This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to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ake forward the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Just now entrepreneurs from China and the U.S. have had useful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intensif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 signing ceremony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projects was organized. These hav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onfidence and sincerity of both sides in intensifying cooperation and serve 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Currently, we are experiencing a financial crisis rarely seen in history. It has lande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most difficult posit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posed severe challeng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arge responsible nation, China has taken a proactive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in tackling the crisis. We have based our economic stimulating efforts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o promote growth and resolutely adopted an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The statistics of the first quarter show that fixed-asset investment grows faster, consumer demand grows steadily and rapidly, industrial output for above-scale enterprises rises month by month, while bank liquidity remains adequate. All these suggest that there are positive sign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provide more business and job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help shore up confid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anks to the overall economic climate of the world, Sino-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affect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e year, bilateral trade dropped by 15.7%. America’s share in China’s to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lined from 3.2% in 2008 to 2.6%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History tells us that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amidst a crisis.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not restore growth;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exacerbate recession. The fact that we br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the U.S.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speaks volum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equivocal position to reject trade protectionism through actions and jointly tackle the crisis through enhanced cooperation under tough circumstance.
At the G20 London Summit earlier this month,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sident Obama had a successful meeting, during which both leaders express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cooperation.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our two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The steady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The crisis is more of an opportunity than a challenge for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t present, both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in a bid to weather the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open up our markets to each other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rade poli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pursue an enormous trade surplus. W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Chinese businesses to buy more from the U.S. We hope American businesses coul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consumers, and develop more marketable products for and intensify marketing in China. Meanwhile, we encourage competent Chi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the U.S., and hope the U.S. could provide them with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I believe, as long as we proceed from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realistic needs for tackling the current crisis, maintain confidence and join our forces, we will abl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take forward th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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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吹毛求疵， 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番， 抛砖引玉。
第一句 The steady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1. development 重复太多次了， 应当换个同义词， 如advancement，expansion, evolution, move, ground-gaining, and so on...
多次重复是译文显得单调，是译者的大忌。
2. " is" 太普通了， 应换一个更好的同义动词， 如 to stand, to lie,
to correspond to/with
my version: ...corresponds to our two countries's long-term interests.
第二句：
The crisis is more of an opportunity than a challenge for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用得太生硬了， 不符合英文的习惯。 应为此句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判断，a subjective, individual judgement. The author can not pretend that this statement is 100 percent true or an absolute truth.
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建议改成： the crisis may be ( or should be )。。。, 读起来就舒服多啦。
我的砖头抛出来了， 大家的美玉、宝玉快献出来吧。
当然， 本译文也非完美无缺， 瑕疵在所难免， 欢迎大家吹毛求疵，挑错，改进，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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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2009年4月27日，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在这里和各位新老朋友会面。此次我率团访美，旨在积极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伦敦金融峰会达成的共识，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同舟共济、共谋发展，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内涵，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刚才，中美双方企业家就如何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研讨，并举行有关投资、贸易项目的签约仪式，这充分表明了中美双方加强合作的信心和诚意，将对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经贸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危机中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果断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消费需求稳定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逐月回升，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要好。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有助于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受全球经济大气候影响，中美经贸合作也受到一定冲击。按中方统计，今年前3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5.7%。美国对华投资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重，从2008年的3.2%，降至今年前3个月的2.6%。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危机关头，越是要坚持开放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复苏，反而会加剧衰退。此次我们率企业家到美国开展投资贸易合作，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困难形势下，坚持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加强合作应对危机的鲜明立场。
在本月初举行的G20伦敦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成功会晤，两国元首都对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巨大互补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危机对于中美经贸合作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当前，两国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要保持市场相互开放，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在贸易政策上，中国政府并不追求大额顺差，我们将继续鼓励企业增加自美国商品进口，希望美国企业加强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了解，开发更多适销对路产品并加大推广的力度。同时，我们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兴业，希望美方为投资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相信，只要双方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出发，从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出发，坚定信心、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早日战胜危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谢谢大家！
Address at th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Forum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pleased to meet old and new friends here. I am leading a delegation to the U.S. to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our leaders at the London Financial Summit and take joint action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This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to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ake forward the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Just now entrepreneurs from China and the U.S. have had useful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intensif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 signing ceremony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projects was organized. These hav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onfidence and sincerity of both sides in intensifying cooperation and serve 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Currently, we are experiencing a financial crisis rarely seen in history. It has lande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most difficult posit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posed severe challeng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arge responsible nation, China has taken a proactive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in tackling the crisis. We have based our economic stimulating efforts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o promote growth and resolutely adopted an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The statistics of the first quarter show that fixed-asset investment grows faster, consumer demand grows steadily and rapidly, industrial output for above-scale enterprises rises month by month, while bank liquidity remains adequate. All these suggest that there are positive sign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provide more business and job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help shore up confid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anks to the overall economic climate of the world, Sino-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affect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e year, bilateral trade dropped by 15.7%. America’s share in China’s to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lined from 3.2% in 2008 to 2.6%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History tells us that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amidst a crisis.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not restore growth;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exacerbate recession. The fact that we br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the U.S.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speaks volum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equivocal position to reject trade protectionism through actions and jointly tackle the crisis through enhanced cooperation under tough circumstance.
At the G20 London Summit earlier this month,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sident Obama had a successful meeting, during which both leaders express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cooperation.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our two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The steady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The crisis is more of an opportunity than a challenge for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t present, both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in a bid to weather the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open up our markets to each other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rade poli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pursue an enormous trade surplus. W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Chinese businesses to buy more from the U.S. We hope American businesses coul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consumers, and develop more marketable products for and intensify marketing in China. Meanwhile, we encourage competent Chi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the U.S., and hope the U.S. could provide them with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I believe, as long as we proceed from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realistic needs for tackling the current crisis, maintain confidence and join our forces, we will abl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take forward the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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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吹毛求疵， 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番， 抛砖引玉。
第一句 The steady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1. development 重复太多次了， 应当换个同义词， 如advancement，expansion, evolution, move, ground-gaining, and so on...
多次重复是译文显得单调，是译者的大忌。
2. " is" 太普通了， 应换一个更好的同义动词， 如 to stand, to lie,
to correspond to/with
my version: ...corresponds to our two countries's long-term interests.
第二句：
The crisis is more of an opportunity than a challenge for China-U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用得太生硬了， 不符合英文的习惯。 应为此句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判断，a subjective, individual judgement. The author can not pretend that this statement is 100 percent true or an absolute truth.
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建议改成： the crisis may be ( or should be )。。。, 读起来就舒服多啦。
我的砖头抛出来了， 大家的美玉、宝玉快献出来吧。
托福考试的新变化
全国最大教育展之一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17日-18日在北京国贸展厅举行，本次展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士、俄罗斯、日本、新加坡、新西兰等30多个主要留学目的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正规院校参展，美国首次成为这个具有留学“风向标”之称的展会主宾国。新浪出国频道带给您第一 视频：ETS高级专员谈托福考试最新变化
以下为新浪出国频道独家对话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的访谈实录。
主持人娄雷：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新浪嘉宾聊天室，我是娄雷。您现在关注到的是2009年中国教育国际展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北京的国贸中心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出国留学考试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就是托福考试，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高级专员林琳老师，来到聊天室和大家进行交流。
主持人娄雷(左)与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右)谈托福考试
主持人娄雷：是老朋友了，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会非常熟练。说起托福考试，很多考试的同学想知道一些新动态，你在这里通过我们新浪网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年和往后一些时间当中托福考试将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
林琳：进入2009年之后，ETS 今年的一些动作主要致力于为更多中国的考生以及海外院校提供更好、更方便的便利和服务。所以，2009年伊始，我们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就对中国的托福考位进行了大规模扩容，截至目前为止今年总共开放的托福考位已经超过20万，和去年相比已经达到基本上成倍的增长。同时为了更好的方便托福考生进行备考，ETS 在托福考试备考方面首先开通了托福考试的全新官方托福网站www.toeflgoanywhere.org，大家可以从这个网站上获取很多托福考试备考和练习方面的信息，以及托福考试考前、考后整个出国留学之前对语言考试方面准备的一些信息和建议。除此之外，ETS还对于托福考试成绩判分的流行进行了日程的缩短，这样的话也可以使考生更快的获得自己的成绩，目前只要10个工作日，考生考试之后的10个工作日就可以在线查询到自己的成绩，比过去也提高了一个星期，可以让考生更早拿到成绩。特别是今天的教育展上，对于很多等着今年年底申请海外院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有一些学生现在还没有参加托福考试，但是希望年底之前申请学校，现在参加托福考试还完全来得及在年底申请学校。
对于国外的院校来说，ETS提供了托福考生口语成绩录音的片断，招生院校除了看到学生的托福分数之后，如果有需要，院校也可以通过ETS的网络系统去调取出来这个考生的口语录音的片断，听这个考生的口语，能够更好的对这个考生进行了解。
主持人娄雷：其实像这样一个新的口语考试做出之后，我们学生可以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英语能力。大家知道对于考试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确保托福考试的公平性，怎么样让自己尽快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否合格。你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10天就可以知道成绩。我们会不会尤其它一些售后服务，比如帮助考生把成绩寄到自己相关的院校，包括给我们开通很多查询的网站或者平台，是否有这样的服务？
林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说道判分的公平性。ETS非常看重考试的公平和公正性。所以口语考试和写作考试这两项主观题中我们采取不只一位考官为考生判分的模式。会有3—6名的考官为考生的口语考试内容判分，写作也是有两位考官为考生判官，最大程度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
林琳：先说一下托福考试的趋势。其实从2006年托福考试改革以后，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托福对我们的考试进行改革，目的就是更好的测试学生的英语交流和应用能力。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一项社会工具，用来交流的工具。所以，目前的托福考试听说读写各项内容都要对学生进行考察，而且着重考察学生能否综合运用这几项能力，而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海外留学生活进行服务。因此，在托福考试中最重要的是英语的交流。所以，对于备考的学生来说，有一些人经常问托福考试要掌握多少单词，掌握多少语法，这都是一些表象，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用英语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比如听这一段听力材料，听过之后你明不明白对方的对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和对方对话，对方说这句话，他希望你做出的反应、做出的理解是什么。阅读中也是这样，比如阅读题，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他不仅仅是想了解你看懂了没有这句话，认不认识这个单词，更重要的是它要考核学生是否能够从你刚才看到的这些材料中获取你必要的信息，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真正的观点是什么，这是托福考试命题方面的一个理念和思路。
以下为新浪出国频道独家对话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的访谈实录。
主持人娄雷：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新浪嘉宾聊天室，我是娄雷。您现在关注到的是2009年中国教育国际展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北京的国贸中心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出国留学考试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就是托福考试，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高级专员林琳老师，来到聊天室和大家进行交流。
主持人娄雷(左)与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右)谈托福考试
主持人娄雷：是老朋友了，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会非常熟练。说起托福考试，很多考试的同学想知道一些新动态，你在这里通过我们新浪网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年和往后一些时间当中托福考试将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
林琳：进入2009年之后，ETS 今年的一些动作主要致力于为更多中国的考生以及海外院校提供更好、更方便的便利和服务。所以，2009年伊始，我们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就对中国的托福考位进行了大规模扩容，截至目前为止今年总共开放的托福考位已经超过20万，和去年相比已经达到基本上成倍的增长。同时为了更好的方便托福考生进行备考，ETS 在托福考试备考方面首先开通了托福考试的全新官方托福网站www.toeflgoanywhere.org，大家可以从这个网站上获取很多托福考试备考和练习方面的信息，以及托福考试考前、考后整个出国留学之前对语言考试方面准备的一些信息和建议。除此之外，ETS还对于托福考试成绩判分的流行进行了日程的缩短，这样的话也可以使考生更快的获得自己的成绩，目前只要10个工作日，考生考试之后的10个工作日就可以在线查询到自己的成绩，比过去也提高了一个星期，可以让考生更早拿到成绩。特别是今天的教育展上，对于很多等着今年年底申请海外院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有一些学生现在还没有参加托福考试，但是希望年底之前申请学校，现在参加托福考试还完全来得及在年底申请学校。
对于国外的院校来说，ETS提供了托福考生口语成绩录音的片断，招生院校除了看到学生的托福分数之后，如果有需要，院校也可以通过ETS的网络系统去调取出来这个考生的口语录音的片断，听这个考生的口语，能够更好的对这个考生进行了解。
主持人娄雷：其实像这样一个新的口语考试做出之后，我们学生可以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英语能力。大家知道对于考试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确保托福考试的公平性，怎么样让自己尽快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否合格。你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10天就可以知道成绩。我们会不会尤其它一些售后服务，比如帮助考生把成绩寄到自己相关的院校，包括给我们开通很多查询的网站或者平台，是否有这样的服务？
林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说道判分的公平性。ETS非常看重考试的公平和公正性。所以口语考试和写作考试这两项主观题中我们采取不只一位考官为考生判分的模式。会有3—6名的考官为考生的口语考试内容判分，写作也是有两位考官为考生判官，最大程度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ETS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员林琳
林琳：先说一下托福考试的趋势。其实从2006年托福考试改革以后，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托福对我们的考试进行改革，目的就是更好的测试学生的英语交流和应用能力。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一项社会工具，用来交流的工具。所以，目前的托福考试听说读写各项内容都要对学生进行考察，而且着重考察学生能否综合运用这几项能力，而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海外留学生活进行服务。因此，在托福考试中最重要的是英语的交流。所以，对于备考的学生来说，有一些人经常问托福考试要掌握多少单词，掌握多少语法，这都是一些表象，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用英语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比如听这一段听力材料，听过之后你明不明白对方的对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和对方对话，对方说这句话，他希望你做出的反应、做出的理解是什么。阅读中也是这样，比如阅读题，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他不仅仅是想了解你看懂了没有这句话，认不认识这个单词，更重要的是它要考核学生是否能够从你刚才看到的这些材料中获取你必要的信息，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真正的观点是什么，这是托福考试命题方面的一个理念和思路。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转帖《德法经验对中日关系的借鉴》
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经验可以在宏观认识和具体策略上给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中日历史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在许多方面无法复制欧洲经验，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需要参与各方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
首先应当指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欧洲同类研究的关注和借鉴最近才开始，语言障碍又使中国学者无法迅速获取相关资讯，因此，中国学者对欧洲共同历史研究经验的了解还是初步的、肤浅的。但从已经了解的信息看，我们确信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帮助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顺利进行，同时也必须看到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中日学者在面对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必须做出创造性的努力。 ,
一 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 ,
(一)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极强的关联。 ,
无论欧洲还是东亚，都有改善双边关系、营造新的区域关系的强烈愿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而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点是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
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在地域上共存，而“恶邻”显然会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更是如此。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 ,
德国与法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强的关连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 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 an History)也于该年达成。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2006年夏季出版，这可以视作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尽管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 ,
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比德法合作要晚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冷战时代，西德与波兰分属不同的战略阵营，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手段，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西德的关系紧张而脆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在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年组成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对此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当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但这一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合作的道路显然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 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两国历史问题在1989年之后获得了全新的解决空间， 19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虽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
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也与现实政治和外交关系息息相关。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公开争议始于1980年代初期， 1990年代之后日趋激化，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地位提升、中日两国在区域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角色和影响力出现结构性变动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由于两国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的一致性因素强大，最近十余年来，虽然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屡有争议，这种争议对两国相互关系尤其是对民众的感情造成极大的伤害，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两国的交往，尤其是经济贸易领域的来往与合作。许多学者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持乐观态度，有学者指出:“随着结构性的变动的延续和基本趋势的明朗化，特别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真正建立，政治层面的问题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新的政治框架出现，无疑会给两国间历史争议的解决带来有利的环境，从中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景，也可以肯定，现在开展历史共同研究、促进两国彻底和解，正当其时。 ,
总之，国际间历史问题争议的解决不是“悔罪”和“原谅”那么简单，它更多地是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折射，但不能指望历史问题会“自行解决”，学者的努力、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展开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文所引施梅笛女士的两篇论文中都指出，共同历史研究并不能充当达成历史共识的先锋，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形成指向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话语(dis-course)，为双方提供沟通的渠道。这是欧洲经验给东亚历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
(二)欧洲经验可以在合作策略上提供有益借鉴。 ,
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国际间的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不但需要相关各方的道德和学识，而且需要智慧和策略。在这方面，欧洲的教科书合作在多方面值得借鉴，以下就是若干例子。 ,
第一，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 ,
施梅笛女士指出，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就德方而言，国家干预事实上并不存在，负责此事的是一个非国家机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75年更名为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而且历届德国政府确实──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试图或者说并不想对此过分介入；波兰的委员会从结构上说与国家权威联系更紧，但其成员显然设法使自己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国家不干预，并不说明国家不支持。研究表明，德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德波历史对话的各个阶段都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给予有力支持，包括人事任命、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历史教科书接受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以及采取一些表态性的举措。GEI具有独立机构的合法地位，研究活动保持自主，但它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拨款，其活动得到高层的有力支持。它既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纯粹的私人机构，学者称其为“类公共”机构(“parapublic”institu-tion)。对德国政府而言，通过GEI的工作达到了双重目标:既显示了政府的支持，又不给学者施加民族主义压力。这种支持而不干涉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很显然，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原因，中日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合作受双方政府的影响更大。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就是由两国政府启动和主导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是从学者和民间开始的。 ,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韩三边或者双边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设立研究机构、共同编写学生辅助读物等形式进行合作，其中，由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共同研究和讨论，于2005年在三国分别出版了历史教学辅助材料《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三国都有很大的发行量，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用。 ,
这本教辅的出版，不但使中日韩三国中学生有可能接触从超越国境的视角了解包括本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历史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合作与和解的一种途径和方法。2006年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但由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负责实施，而且中方参与成员与“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有相当重叠，这是学术性和民间性的体现。 ,
附带提一句，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两国的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德波合作得以置身于“中立”的保护伞下。在中日历史问题的处理方面，联合国的作用迄今未能显示。
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 ,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不对称和历史资料的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平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全面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
历史共识的获取，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它在历史读物的编纂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同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编纂和出版提供了可能。 ,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 ,
历史问题千头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14项建议，不久增加到17项， 1977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一共提出了26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7个，近现代史方面9个)，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的史实等。 ,
第四，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史，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径。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恨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平合作的时期一起观察，结果显然不会一样。 ,
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涵盖双方上千年的历史关系，德国和法国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为《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另两册处理更早期的历史，叙述对象分别从古代到法国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与此类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部分。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人们化解近代史上造成的伤害。 ,
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和敌视不会带来幸福，理解和宽容才能和平共存。因此，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以欧洲为叙述单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
二 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一)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
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开始国共内战， 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对立，国际关系中冷战格局形成，这一情况使得中国失去了处理战后问题的良机。如向战败国派驻军队问题。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和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国，盟军曾分派中国军队进驻日本名古屋，但由于内战需要，国民政府没有派驻这支军队。 ,
这自然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处置上的国际影响力。又如赔款问题，中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国政府即开始调查统计战争损失，为战后索赔作准备，但结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客观情势，台湾当局在1952年的《日华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日之间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没有对日索偿的正常途径。 ,
1970年代初中日之间恢复邦交时，两国均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改善双边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同时，从《日华条约》已经放弃赔偿权利的实际出发，中国方面最终没有坚持国家赔偿的要求。 ,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说: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历史问题在当时被遮蔽了，但它始终存在，正如一处陈年老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发作。反观欧洲，虽然也存在东西？分裂和相关国家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问题，但在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其局势远没有东亚复杂和紧张。 ,
(二)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 ,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是否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承担责任的具体行动的问题。 ,
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人们往往将日本和德国进行对比。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承认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悲剧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 ,
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以牢记历史教训。 ,
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是否接受这一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在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时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 ,
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问题有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如前所述，中日邦交注重政治解决，因此在“战争”前未加“侵略”字样，但日方承担责任和表示反省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 ,
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年发表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
上述情况也表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深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 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和1963至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JorgLuer)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 ,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害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歉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忏悔和反省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 ,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障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不利于实现相互和解。 ,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话题，在相互合作中，学者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曾引起较为广泛的公众注意和讨论，尤其是德波间的合作，但总体而言，公众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媒体也没有深度参与。 ,
而在中日开始相关合作之时，双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话题已十分敏感，动辄触动民族感情，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媒体深度参与，历史问题已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民族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更难以处理。显然，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学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
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以历史问题为爆发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缠绕，难解难分，成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巨大阻力。 ,
然而，人类毕竟要往前走，随着战争越来越远，随着两国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越来越密切，人们终究要“走出历史”。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历史，以什么速度走出历史，将会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两国和解过程中，历史学家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承担重要责任。
首先应当指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欧洲同类研究的关注和借鉴最近才开始，语言障碍又使中国学者无法迅速获取相关资讯，因此，中国学者对欧洲共同历史研究经验的了解还是初步的、肤浅的。但从已经了解的信息看，我们确信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帮助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顺利进行，同时也必须看到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中日学者在面对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必须做出创造性的努力。 ,
一 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 ,
(一)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极强的关联。 ,
无论欧洲还是东亚，都有改善双边关系、营造新的区域关系的强烈愿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而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点是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
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在地域上共存，而“恶邻”显然会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更是如此。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 ,
德国与法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强的关连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 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 an History)也于该年达成。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2006年夏季出版，这可以视作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尽管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 ,
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比德法合作要晚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冷战时代，西德与波兰分属不同的战略阵营，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手段，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西德的关系紧张而脆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在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年组成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对此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当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但这一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合作的道路显然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 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两国历史问题在1989年之后获得了全新的解决空间， 19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虽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
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也与现实政治和外交关系息息相关。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公开争议始于1980年代初期， 1990年代之后日趋激化，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地位提升、中日两国在区域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角色和影响力出现结构性变动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由于两国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的一致性因素强大，最近十余年来，虽然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屡有争议，这种争议对两国相互关系尤其是对民众的感情造成极大的伤害，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两国的交往，尤其是经济贸易领域的来往与合作。许多学者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持乐观态度，有学者指出:“随着结构性的变动的延续和基本趋势的明朗化，特别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真正建立，政治层面的问题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新的政治框架出现，无疑会给两国间历史争议的解决带来有利的环境，从中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景，也可以肯定，现在开展历史共同研究、促进两国彻底和解，正当其时。 ,
总之，国际间历史问题争议的解决不是“悔罪”和“原谅”那么简单，它更多地是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折射，但不能指望历史问题会“自行解决”，学者的努力、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展开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文所引施梅笛女士的两篇论文中都指出，共同历史研究并不能充当达成历史共识的先锋，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形成指向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话语(dis-course)，为双方提供沟通的渠道。这是欧洲经验给东亚历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
(二)欧洲经验可以在合作策略上提供有益借鉴。 ,
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国际间的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不但需要相关各方的道德和学识，而且需要智慧和策略。在这方面，欧洲的教科书合作在多方面值得借鉴，以下就是若干例子。 ,
第一，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 ,
施梅笛女士指出，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就德方而言，国家干预事实上并不存在，负责此事的是一个非国家机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75年更名为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而且历届德国政府确实──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试图或者说并不想对此过分介入；波兰的委员会从结构上说与国家权威联系更紧，但其成员显然设法使自己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国家不干预，并不说明国家不支持。研究表明，德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德波历史对话的各个阶段都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给予有力支持，包括人事任命、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历史教科书接受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以及采取一些表态性的举措。GEI具有独立机构的合法地位，研究活动保持自主，但它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拨款，其活动得到高层的有力支持。它既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纯粹的私人机构，学者称其为“类公共”机构(“parapublic”institu-tion)。对德国政府而言，通过GEI的工作达到了双重目标:既显示了政府的支持，又不给学者施加民族主义压力。这种支持而不干涉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很显然，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原因，中日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合作受双方政府的影响更大。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就是由两国政府启动和主导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是从学者和民间开始的。 ,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韩三边或者双边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设立研究机构、共同编写学生辅助读物等形式进行合作，其中，由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共同研究和讨论，于2005年在三国分别出版了历史教学辅助材料《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三国都有很大的发行量，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用。 ,
这本教辅的出版，不但使中日韩三国中学生有可能接触从超越国境的视角了解包括本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历史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合作与和解的一种途径和方法。2006年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但由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负责实施，而且中方参与成员与“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有相当重叠，这是学术性和民间性的体现。 ,
附带提一句，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两国的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德波合作得以置身于“中立”的保护伞下。在中日历史问题的处理方面，联合国的作用迄今未能显示。
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 ,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不对称和历史资料的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平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全面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
历史共识的获取，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它在历史读物的编纂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同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编纂和出版提供了可能。 ,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 ,
历史问题千头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14项建议，不久增加到17项， 1977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一共提出了26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7个，近现代史方面9个)，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的史实等。 ,
第四，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史，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径。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恨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平合作的时期一起观察，结果显然不会一样。 ,
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涵盖双方上千年的历史关系，德国和法国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为《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另两册处理更早期的历史，叙述对象分别从古代到法国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与此类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部分。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人们化解近代史上造成的伤害。 ,
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和敌视不会带来幸福，理解和宽容才能和平共存。因此，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以欧洲为叙述单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
二 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一)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
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开始国共内战， 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对立，国际关系中冷战格局形成，这一情况使得中国失去了处理战后问题的良机。如向战败国派驻军队问题。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和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国，盟军曾分派中国军队进驻日本名古屋，但由于内战需要，国民政府没有派驻这支军队。 ,
这自然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处置上的国际影响力。又如赔款问题，中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国政府即开始调查统计战争损失，为战后索赔作准备，但结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客观情势，台湾当局在1952年的《日华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日之间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没有对日索偿的正常途径。 ,
1970年代初中日之间恢复邦交时，两国均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改善双边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同时，从《日华条约》已经放弃赔偿权利的实际出发，中国方面最终没有坚持国家赔偿的要求。 ,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说: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历史问题在当时被遮蔽了，但它始终存在，正如一处陈年老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发作。反观欧洲，虽然也存在东西？分裂和相关国家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问题，但在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其局势远没有东亚复杂和紧张。 ,
(二)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 ,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是否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承担责任的具体行动的问题。 ,
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人们往往将日本和德国进行对比。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承认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悲剧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 ,
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以牢记历史教训。 ,
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是否接受这一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在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时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 ,
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问题有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如前所述，中日邦交注重政治解决，因此在“战争”前未加“侵略”字样，但日方承担责任和表示反省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 ,
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年发表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
上述情况也表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深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 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和1963至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JorgLuer)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 ,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害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歉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忏悔和反省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 ,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障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不利于实现相互和解。 ,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话题，在相互合作中，学者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曾引起较为广泛的公众注意和讨论，尤其是德波间的合作，但总体而言，公众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媒体也没有深度参与。 ,
而在中日开始相关合作之时，双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话题已十分敏感，动辄触动民族感情，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媒体深度参与，历史问题已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民族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更难以处理。显然，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学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
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以历史问题为爆发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缠绕，难解难分，成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巨大阻力。 ,
然而，人类毕竟要往前走，随着战争越来越远，随着两国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越来越密切，人们终究要“走出历史”。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历史，以什么速度走出历史，将会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两国和解过程中，历史学家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承担重要责任。
转帖《高岗事件》
高岗事件始末
林蕴晖
一九五三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端了出来。但何以这时会发生高岗事件，其真实情况究属如何？
由陕北到东北
高岗，一九零五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一九二七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一九三三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四十二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五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九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等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十一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命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一九四八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一九四九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一九四九年八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十月廿五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很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是因为从一九五三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务工作的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来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 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七月十七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十八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八月四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八月七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九月廿六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十一月十五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三 年四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五月卅一日 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六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八月廿五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廿八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互助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一九五零年一月廿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百份之七十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二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于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了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迅速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十月十四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十七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了简化税制，保证税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六日，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四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扩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十二月卅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一月七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一月十五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的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我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但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撤销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二月十九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 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三月十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三月廿四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五月十九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批“右倾”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抓。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一九五三年六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第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第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第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四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八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一九五零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 此信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七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十一人，伤十五人。一九五二年八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一九五三年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五月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五月廿二日起草了会议 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六月九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六月十二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 ，以便大家把意见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一波在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一九五一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经有过不同思路，这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就已统一了。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七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七月廿七日，陈云回到北京。在八月六日举行的第廿九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十一月廿五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由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八月三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要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是不行的，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饶又名梁朴。一九零三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一九三五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一九四三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一九四四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诀，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一九五二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射刘”
一九五三年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蔑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彼）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意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委，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打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十月廿七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 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七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参加会议，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九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十一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机，妄图拉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所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为此，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高称：“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 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真蒙在鼓里哩！
毛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 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 所以，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过，高岗是反他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的提议
就在十二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诀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二月廿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向他报告中央的工作情况。电文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派人送来的增强党的团结决定草案后，在他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在杭州的胡乔木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十二月廿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写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底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高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弯。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最初建议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的时候，毛泽东并未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事。所以，刘少奇主持中央起草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就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然后就可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经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可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且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八日凌晨三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一月十二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十五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一月廿二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 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毛泽东在一月七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并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一月十六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廿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待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一月廿五日和二月五日，两次找高岗谈话；二月三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并于一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一月廿七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一月廿九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二月六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第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卅五人，候补中央委员廿六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九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五十二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地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格遵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二月十日，是七届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邓小平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曾解放。我们刚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于一月廿二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廿五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不愿向党交心，企图表面应付过关。这样，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二月十五日至廿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十五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四十三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十七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二月廿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二月廿八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廿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其中：“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一日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三月廿六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四月廿五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罗瑞卿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 “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四月廿四日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廿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中央于五月四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四月廿九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一九五三年七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最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在东交民巷八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廿六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二月廿三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一九五三年二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中共中央对高、饶的结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一日至卅一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林蕴晖
一九五三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端了出来。但何以这时会发生高岗事件，其真实情况究属如何？
由陕北到东北
高岗，一九零五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一九二七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一九三三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四十二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五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九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等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十一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命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一九四八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一九四九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一九四九年八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十月廿五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很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是因为从一九五三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务工作的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来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 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七月十七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十八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八月四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八月七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九月廿六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十一月十五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三 年四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五月卅一日 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六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八月廿五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廿八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互助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一九五零年一月廿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百份之七十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二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于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了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迅速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十月十四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十七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了简化税制，保证税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六日，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四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扩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十二月卅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一月七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一月十五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的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我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但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撤销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二月十九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 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三月十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三月廿四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五月十九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批“右倾”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抓。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一九五三年六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第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第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第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四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八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一九五零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 此信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七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十一人，伤十五人。一九五二年八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一九五三年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五月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五月廿二日起草了会议 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六月九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六月十二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 ，以便大家把意见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一波在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一九五一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经有过不同思路，这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就已统一了。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七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七月廿七日，陈云回到北京。在八月六日举行的第廿九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十一月廿五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由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八月三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要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是不行的，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饶又名梁朴。一九零三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一九三五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一九四三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一九四四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诀，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一九五二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射刘”
一九五三年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蔑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彼）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意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委，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打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十月廿七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 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七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参加会议，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九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十一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机，妄图拉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所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为此，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高称：“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 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真蒙在鼓里哩！
毛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 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 所以，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过，高岗是反他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的提议
就在十二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诀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二月廿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向他报告中央的工作情况。电文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派人送来的增强党的团结决定草案后，在他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在杭州的胡乔木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十二月廿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写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底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高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弯。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最初建议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的时候，毛泽东并未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事。所以，刘少奇主持中央起草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就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然后就可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经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可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且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八日凌晨三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一月十二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十五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一月廿二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 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毛泽东在一月七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并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一月十六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廿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待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一月廿五日和二月五日，两次找高岗谈话；二月三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并于一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一月廿七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一月廿九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二月六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第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卅五人，候补中央委员廿六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九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五十二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地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格遵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二月十日，是七届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邓小平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曾解放。我们刚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于一月廿二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廿五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不愿向党交心，企图表面应付过关。这样，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二月十五日至廿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十五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四十三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十七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二月廿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二月廿八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廿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其中：“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一日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三月廿六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四月廿五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罗瑞卿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 “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四月廿四日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廿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中央于五月四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四月廿九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一九五三年七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最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在东交民巷八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廿六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二月廿三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一九五三年二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中共中央对高、饶的结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一日至卅一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转帖大公报文章《国内当官的很容易就混骗个博士头衔》
香港《大公报》20日刊文称，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居然在官场，着实让人感到尴尬。
文章摘编如下：
权威人士不久前透露，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事实上，相比欧美国家来说，中国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全国高校教育经受了10年文革动乱的严重破坏，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科研水平，都还处于相当一段时间的整顿恢复期。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2006年全国在校博士生已超过20万人，是原来的一万多倍。对此，有网友用“大跃进”“泡沫化”来嘲讽这种“赶美超英”的速度。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博士大军中，政府官员占了过大的比重。如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而据国务院学位办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大军也就蔚然成风。
我不知道欧美国家官员的学术状态，但咱们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居然在官场，这着实让人感到尴尬。也难怪，某些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位，而国内一些精明的用人单位也感叹：“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
文章摘编如下：
权威人士不久前透露，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事实上，相比欧美国家来说，中国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全国高校教育经受了10年文革动乱的严重破坏，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科研水平，都还处于相当一段时间的整顿恢复期。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2006年全国在校博士生已超过20万人，是原来的一万多倍。对此，有网友用“大跃进”“泡沫化”来嘲讽这种“赶美超英”的速度。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博士大军中，政府官员占了过大的比重。如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而据国务院学位办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大军也就蔚然成风。
我不知道欧美国家官员的学术状态，但咱们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居然在官场，这着实让人感到尴尬。也难怪，某些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位，而国内一些精明的用人单位也感叹：“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
你相信文强曾经包养过女演员吗？
近日，大嘴宋祖德在网上接连发文爆料称，女演员殷桃曾被重庆市“黑老大”、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文强包养三年。昨天，空政艺术中心发布声明辟谣，并称将追究诽谤者法律责任。
宋祖德频频撰文传“秘闻”
昨天，殷桃签约经纪公司君为传播主动向记者提供了相关线索和截图。记者据此查找发现，关于殷桃被包养的文章发表在宋祖德担任所长的“德达侦探所官方博客”上。
该博客发表了多篇针对殷桃的文章，一篇发表于15日，名为《女演员殷桃被重庆黑局长文强包养长达三年之久》，另一篇发表于17日，名为《殷桃被文强包养之续》。在《殷桃被文强包养之续》一文中，“殷桃不但与文强保持情人关系长达三年之久……”“殷桃逐渐靠实力走红京城，才彻底断绝摆脱了文强的魔爪”等字句，明白无误地指涉到殷桃。此外，这篇写于2009年10月17日凌晨的文章结尾处署名“祖德执笔”并声明“对本文负一切法律责任！”
文章一经发布，便被转载并在网友中引发议论。在天涯论坛上，有网友信以为真，也有网友发帖谴责“宋祖德，他嘴是真没德。”而一位署名“脑子迟钝”的天涯网友则发布了三张图片回击宋祖德，第一张图片是文强开会时的照片，第二张是殷桃出席某活动时的原图，第三张便是宋祖德文章中公布的文强、殷桃的合影。经过对比，该网友称“(宋祖德文章中的附照)是经过PS的”。
殷桃方面将追究法律责任
殷桃方面昨天接受了本报采访。对于宋祖德的诽谤诋毁，殷桃本人的回应是：已经把此事交给律师和上级单位(空政文工团)处理。
空政艺术中心昨天也发布严正声明，声明中说：“近日，德达侦探所在其博客上公然对我中心演员殷桃进行恶意诽谤，国内有关网络媒体对此多有转载，对殷桃以及我中心的声誉造成极大且无可挽回的污损，为此，本中心严正声明如下：一，相关单位或个人公然捏造我中心演员殷桃相关不堪事实的行为属侵犯其名誉权的诽谤行为，本中心及殷桃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为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以正视听。二，自声明发布之日起，如各媒体明知其为虚假事实仍进行不法扩散，此行为将被视为与诽谤者一起构成共同侵害名誉权，亦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三，相关单位或个人应立即停止侵害殷桃名誉权的诽谤行为，并于各大媒体上公开向殷桃本人及我中心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否则，相关方面将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京华时报记者 赵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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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盖弥彰。女演员绝非圣女、仙女、烈女。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一点。
大贪官包养女演员绝非自文强起。像王宝森、陈良宇、赖昌星等位高权重的贪官，哪一个不包养数个女演员。3岁小孩子也不吃惊呀。
难道你以为13亿中国人突然间集体退回到1岁、2岁小孩子的时代啦？都变傻啦、都变成白痴啦？
宋祖德频频撰文传“秘闻”
昨天，殷桃签约经纪公司君为传播主动向记者提供了相关线索和截图。记者据此查找发现，关于殷桃被包养的文章发表在宋祖德担任所长的“德达侦探所官方博客”上。
该博客发表了多篇针对殷桃的文章，一篇发表于15日，名为《女演员殷桃被重庆黑局长文强包养长达三年之久》，另一篇发表于17日，名为《殷桃被文强包养之续》。在《殷桃被文强包养之续》一文中，“殷桃不但与文强保持情人关系长达三年之久……”“殷桃逐渐靠实力走红京城，才彻底断绝摆脱了文强的魔爪”等字句，明白无误地指涉到殷桃。此外，这篇写于2009年10月17日凌晨的文章结尾处署名“祖德执笔”并声明“对本文负一切法律责任！”
文章一经发布，便被转载并在网友中引发议论。在天涯论坛上，有网友信以为真，也有网友发帖谴责“宋祖德，他嘴是真没德。”而一位署名“脑子迟钝”的天涯网友则发布了三张图片回击宋祖德，第一张图片是文强开会时的照片，第二张是殷桃出席某活动时的原图，第三张便是宋祖德文章中公布的文强、殷桃的合影。经过对比，该网友称“(宋祖德文章中的附照)是经过PS的”。
殷桃方面将追究法律责任
殷桃方面昨天接受了本报采访。对于宋祖德的诽谤诋毁，殷桃本人的回应是：已经把此事交给律师和上级单位(空政文工团)处理。
空政艺术中心昨天也发布严正声明，声明中说：“近日，德达侦探所在其博客上公然对我中心演员殷桃进行恶意诽谤，国内有关网络媒体对此多有转载，对殷桃以及我中心的声誉造成极大且无可挽回的污损，为此，本中心严正声明如下：一，相关单位或个人公然捏造我中心演员殷桃相关不堪事实的行为属侵犯其名誉权的诽谤行为，本中心及殷桃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为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以正视听。二，自声明发布之日起，如各媒体明知其为虚假事实仍进行不法扩散，此行为将被视为与诽谤者一起构成共同侵害名誉权，亦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三，相关单位或个人应立即停止侵害殷桃名誉权的诽谤行为，并于各大媒体上公开向殷桃本人及我中心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否则，相关方面将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京华时报记者 赵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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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盖弥彰。女演员绝非圣女、仙女、烈女。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一点。
大贪官包养女演员绝非自文强起。像王宝森、陈良宇、赖昌星等位高权重的贪官，哪一个不包养数个女演员。3岁小孩子也不吃惊呀。
难道你以为13亿中国人突然间集体退回到1岁、2岁小孩子的时代啦？都变傻啦、都变成白痴啦？
文强警花情妇曝光
文强供认：10万元破处强行买春 警花情妇曝光
人民网/新快报
文强情妇原重庆经侦总队长陈光明
文强的警察情人经侦总队长陈光明再度受调查
“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因为涉及文强案再次接受调查。”消息人士说，“上次接受调查时她只承认了和文强是情人关系，随着对审讯文强的顺利进行，一些涉及陈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
从警28年的陈光明，曾是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上唯一的女总队长，2004年，她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今年2月又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的光荣称号。陈光明17岁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回重庆后，经过在四川公安管理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察。1996年，陈光明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过许多大案，其领导的禁毒总队连续3年执法质量考评达到优秀。
另据消息称，公安部下发第7批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起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明确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担任侦查破案责任人。其中，重庆市陈明亮、黎强等涉黑案件均在此次挂牌督办之列。
●老婆得知其玩女明星，大怒带领专案组从鱼塘挖出近两千万巨款
●此人现被异地关押在贵州，案子可能在贵州审理
新快报讯 综合香港《大公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重庆市前司法局长文强案即将进入诉讼程序，“鉴于文强职务比较高和案情重大具有特殊性，此案将会在异地审理。”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文强案可能在邻近省份贵州审理。
一度扬言“大家一起死”
文强案件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跨入诉讼准备期，“是因为文强9月初以来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消息人士说：“他的心理底线已经被攻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不但供认不讳，还主动补充提供一些细节。”
现被异地关押在贵州的文强，对待专案组人员审问时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他最初对专案组审讯人员说：“我想吃的时候就要让我吃，想睡的时候就要让我睡，别想用那些手段对付我，那些东西还是老子我发明的！”并且还扬言：“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利用隐私恐吓女星上床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在审讯时天天讲自己喜欢女人和玩女人的大量故事，他还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他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但文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老婆得知文强交代的这些情况后，“大哭不止，一直骂文强是个畜生，”消息人士说：“然后她交代了文强的一些问题，还带着我们去挖鱼塘取出了赃款。”
10万元破处强行买春
“文强对14岁和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此前据专案组人员透露：“他经常让人帮忙物色人选，然后带到酒店开房，经常给这些女孩子一出手就是10万元，多年来与多名小女孩有染，其中也涉嫌强行买春的行为。”
油纸包巨款埋在鱼塘底
赃款窝藏地点位于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在鱼塘底的淤泥里花了两天工夫才捞起一大捆用油纸层层包好的钱，“接近两千万啊！”专案组人员说，“每一叠都用油纸包得很好，裹得很紧，没有一叠进水的，看来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来包钱扎捆，藏的地方也这么特别，他们两口子不开口，谁也想不到找不到，他真不愧是个老刑警队员。”
文强位于重庆市的著名风景区武隆的别墅据称价值3000万，“那个是我们武隆这里最好的房子。”别墅边的邻居庄稼汉老周说：“修的时候那才气派，好多武警牌照的车排队拉来材料，这个大官（文强）每个月都会来住一两天，大多数时候好几辆警车跟着。”记者电话采访武隆县县委书记刘旗，询问文强修建别墅的土地来源问题，“这块地不是我给的。”刘旗说：“谁白给的谁自己负责。”
得知儿子回国防御瓦解
而文强一直不承认涉黑并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还振振有词地说：“和黑社会打交道是为了掌握他们，我要深入黑社会才能扫黑，要是和黑社会打交道就是当保护伞，那我敢说全国的公安局长都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到了9月初，直到文强得到确切的消息，他在美国做生意的儿子已经回到重庆，“他的心理防御才彻底瓦解了，”消息人士说：“他痛哭着悔过，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就变得很配合专案组人员审讯了。”
羡慕普通干警平凡是福
9月21日，重庆市委党校一个处级干部培训班上播放了一段视频资料，学员们从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身影之一是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这个昔日作风强硬的官员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并写下《悔过书》请求组织的原谅。
“经过几番大起大落，现在的文强看起来比较平静，”消息人士说：“他时常对一些普通干警说……还是你们好，平凡一点好，平凡才是福。”
文强面面观
无耻
“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威胁
“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狡辩
“要是和黑社会打交道就是当保护伞，那我敢说全国的公安局长都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昔日警界女杰沦为文强情妇
重庆原经侦队长陈光明再次接受调查
新快报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因为涉及文强案再次接受调查”，据消息人士透露：“上次接受调查时她只承认了和文强是情人关系，随着对审讯文强的顺利进行，一些涉及陈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此前四川在线消息称，在很多落马的公安系统负责人中，陈光明被广泛认为受文强“所害”。
另据消息称，公安部下发第7批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起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明确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担任侦查破案责任人。其中，重庆市陈明亮、黎强等涉黑案件均在此次挂牌督办之列。
陈光明 禁毒战线唯一女总队长
陈光明，汉族，53岁，大学文化，1979年参加公安工作，落马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党总支书记、总队长。
从警以来，陈光明拿了“三个一”：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战线目前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过许多大案，其领导的禁毒总队连续3年执法质量考评达到优秀。陈光明在重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宗新）
人民网/新快报
文强情妇原重庆经侦总队长陈光明
文强的警察情人经侦总队长陈光明再度受调查
“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因为涉及文强案再次接受调查。”消息人士说，“上次接受调查时她只承认了和文强是情人关系，随着对审讯文强的顺利进行，一些涉及陈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
从警28年的陈光明，曾是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上唯一的女总队长，2004年，她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今年2月又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的光荣称号。陈光明17岁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回重庆后，经过在四川公安管理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察。1996年，陈光明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过许多大案，其领导的禁毒总队连续3年执法质量考评达到优秀。
另据消息称，公安部下发第7批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起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明确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担任侦查破案责任人。其中，重庆市陈明亮、黎强等涉黑案件均在此次挂牌督办之列。
●老婆得知其玩女明星，大怒带领专案组从鱼塘挖出近两千万巨款
●此人现被异地关押在贵州，案子可能在贵州审理
新快报讯 综合香港《大公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重庆市前司法局长文强案即将进入诉讼程序，“鉴于文强职务比较高和案情重大具有特殊性，此案将会在异地审理。”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文强案可能在邻近省份贵州审理。
一度扬言“大家一起死”
文强案件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跨入诉讼准备期，“是因为文强9月初以来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消息人士说：“他的心理底线已经被攻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不但供认不讳，还主动补充提供一些细节。”
现被异地关押在贵州的文强，对待专案组人员审问时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他最初对专案组审讯人员说：“我想吃的时候就要让我吃，想睡的时候就要让我睡，别想用那些手段对付我，那些东西还是老子我发明的！”并且还扬言：“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利用隐私恐吓女星上床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在审讯时天天讲自己喜欢女人和玩女人的大量故事，他还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他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但文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老婆得知文强交代的这些情况后，“大哭不止，一直骂文强是个畜生，”消息人士说：“然后她交代了文强的一些问题，还带着我们去挖鱼塘取出了赃款。”
10万元破处强行买春
“文强对14岁和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此前据专案组人员透露：“他经常让人帮忙物色人选，然后带到酒店开房，经常给这些女孩子一出手就是10万元，多年来与多名小女孩有染，其中也涉嫌强行买春的行为。”
油纸包巨款埋在鱼塘底
赃款窝藏地点位于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在鱼塘底的淤泥里花了两天工夫才捞起一大捆用油纸层层包好的钱，“接近两千万啊！”专案组人员说，“每一叠都用油纸包得很好，裹得很紧，没有一叠进水的，看来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来包钱扎捆，藏的地方也这么特别，他们两口子不开口，谁也想不到找不到，他真不愧是个老刑警队员。”
文强位于重庆市的著名风景区武隆的别墅据称价值3000万，“那个是我们武隆这里最好的房子。”别墅边的邻居庄稼汉老周说：“修的时候那才气派，好多武警牌照的车排队拉来材料，这个大官（文强）每个月都会来住一两天，大多数时候好几辆警车跟着。”记者电话采访武隆县县委书记刘旗，询问文强修建别墅的土地来源问题，“这块地不是我给的。”刘旗说：“谁白给的谁自己负责。”
得知儿子回国防御瓦解
而文强一直不承认涉黑并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还振振有词地说：“和黑社会打交道是为了掌握他们，我要深入黑社会才能扫黑，要是和黑社会打交道就是当保护伞，那我敢说全国的公安局长都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到了9月初，直到文强得到确切的消息，他在美国做生意的儿子已经回到重庆，“他的心理防御才彻底瓦解了，”消息人士说：“他痛哭着悔过，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就变得很配合专案组人员审讯了。”
羡慕普通干警平凡是福
9月21日，重庆市委党校一个处级干部培训班上播放了一段视频资料，学员们从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身影之一是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这个昔日作风强硬的官员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并写下《悔过书》请求组织的原谅。
“经过几番大起大落，现在的文强看起来比较平静，”消息人士说：“他时常对一些普通干警说……还是你们好，平凡一点好，平凡才是福。”
文强面面观
无耻
“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威胁
“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狡辩
“要是和黑社会打交道就是当保护伞，那我敢说全国的公安局长都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昔日警界女杰沦为文强情妇
重庆原经侦队长陈光明再次接受调查
新快报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因为涉及文强案再次接受调查”，据消息人士透露：“上次接受调查时她只承认了和文强是情人关系，随着对审讯文强的顺利进行，一些涉及陈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此前四川在线消息称，在很多落马的公安系统负责人中，陈光明被广泛认为受文强“所害”。
另据消息称，公安部下发第7批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起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明确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担任侦查破案责任人。其中，重庆市陈明亮、黎强等涉黑案件均在此次挂牌督办之列。
陈光明 禁毒战线唯一女总队长
陈光明，汉族，53岁，大学文化，1979年参加公安工作，落马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党总支书记、总队长。
从警以来，陈光明拿了“三个一”：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战线目前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过许多大案，其领导的禁毒总队连续3年执法质量考评达到优秀。陈光明在重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宗新）
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转帖《林彪》
林彪的话题从来都很热，笔者想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林彪死得很惨，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被中共平反；二是林彪成为反党集团首犯；三是林彪的特出的军事才能。 ,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格局不大，因此也只能从小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谈林必谈毛，谈毛不必谈林。毛林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这与谈周是一样的。但林与周还是不同，林一直都是毛的心腹爱将，而且是毛一手提拔上来的，毛与林的关系有点像父子关系，而毛与周先是竞争关系，后来是君臣关系。所以，你看，在中共的众多将领中，只有林彪和彭德怀敢于顶撞毛。彭顶撞毛是有点不服毛，而林顶撞毛，是与毛讨论问题。 ,
林彪应该说是中共将领和政治家中，死得最惨的一个。刘少奇也死得很惨，死时连名字都是化名。可刘早已平反，尸骨还在。可林死在异国他乡，到现在尸骨不全，听说有一部分在前苏联。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的反党集团，但大部分都获得了平反，没有平反的大概只有，高饶集团，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 ,
大家对林彪感兴趣的原因是林彪身上有太多的谜团，这些的谜团与林彪的性格很相似，神神秘秘，似乎永远也搞不清。而越搞不清，大家就越想搞。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
林彪的神奇处有很多，一是林彪打仗很神，三大战役打了两个，从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岛；二是林彪后来居然成为了政治家，还成为副统帅，这在中共军事将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将领中只有陈毅和叶剑英有点政治才干，陈毅当上了外交部长，叶剑英在军中，但起着汉代周勃的作用，毛也是这样评价叶的。叶在打倒四人帮和抬出邓小平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陈毅打仗比林彪差了一大截，陈混上十大元帅完全是靠资历，叶更不知是如何混进去的。林彪的神奇处还在于，他是如何死亡的，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另外，林的死亡，歪打正着，宣告了文革的结束。这是林在历史上很大的一个贡献。 ,
回到正题，我们现在还是来看毛与林的关系。 ,
应该说，毛是很爱才的，而且独具慧眼。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只是个小排长，到了井冈山，才是个小连长。可几仗打下来，毛就提拔林当了红四军的军长，红四军可是毛和朱德的起家本钱，也是红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然后林在20几岁，就当上了军团长，与彭德怀并驾齐驱。林在井冈山的时候，最著名的是问了毛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尖锐的问题，完全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可毛根本不在意，还回了信，信中的语气，就是在与林讨论问题，而且极为耐心。后来，在文革中，毛选出版时，林删去了注释。 ,
由此一是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与胆量；二是看出，林彪也不完全是一个纯军事将领，他有政治头脑；三是他与毛关系不一般。 ,
长征时，林最有名的是在遵义会议后，毛刚刚二次起来时，林要毛下台，让彭德怀来指挥。说毛最得意的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奇怪的是毛也并不生气，只是轻轻说了句，一个娃娃，懂什么。但毛却怀疑彭暗中做了什么手脚。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出，林的胆量，还有不唯上的胆略，连林的恩人毛，林都敢反。这个时候，林指挥红一军团，纵横驰骋，所向无敌，成为常胜将军。 ,
延安时，毛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115师，彭德怀的嫡系红三军团，变成了林的部下。从此，彭便再没有了自己的部队，都是指挥别人的了。但抗日一开始，林急于立功，违背了毛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擅自用兵，在朱德和彭德怀的同意下，打了平型关战役。杀敌一千，自损一千。林虽一战成名，可毛却心痛，115师可是毛的家底，这样打下去，几下就拼光了。当林受枪伤后，毛就让林去苏联养病，林1942年回国，毛也凉着林，不让他带兵，只任个闲职，红军大学的校长。林在抗战8年中，再未带过兵。这就是毛驾驭人的权术。毛与林的关系这个时候有点冷淡。 ,
估计林最后也明白了，肯定也与毛沟通好了。毛开始重新信任林。解放战争一来，毛就让林去东北，115师的大部人马都从山东到了东北。林有了10万大军，还有数十位的政治局委员辅佐。但在守四平的问题上，林与毛又争论了起来。毛是从政治考虑，要林死守四平，可林的大部分部队，都是各地来的，根本还没有经过整合，战斗力不强。而林的当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远征军部队，尤其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战斗力极强，林彪打不过。林力争，让毛同意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毛最后同意了。 ,
后来，林率百万之众，打了三大战役中的二个，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这个时候，林毛关系很好。 ,
朝鲜战争时候，也是争议最大的。美军在仁川一登陆，毛就调四野的部队去中朝边境待命，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决定出兵，本来林彪也准备好了带兵出征，并已作了前期准备，把13兵团的洪学智他们代替比较弱的李作鹏。可这个时候，毛突然电召远在西北的彭德怀回来，彭是一点都没有准备，肯定以为是林彪出征，可毛却让彭带兵出征。然后，就传出林彪怕美军，又有病什么的，林彪也不以为议，去了苏联，从此安心养病，深居简出，一直到1958年彭德怀倒台。 ,
这里颇有玄机。林彪很明白，这是毛不信任自己。原因很简单，功高震主。毛熟读史书，当然明白开国将领们居功自傲，难以驾驭的历史。林的功劳已经太大了，再打个朝鲜战争，大概无官可赏了。用彭去统领林的军队，当然很别扭。其实毛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毛在解放战争时，就不信任120师的贺龙，让光杆一人的彭德怀去统帅贺龙的军队。现在又让彭去统帅林的部队，所以才出现了彭在朝鲜很怪异的做法，称38军为万岁军，有点拍马之嫌。当然，也只有彭有可能统领林的部队，因为115师中毕竟有一部分是红三军团的老底子。 ,
林韬光养晦了十几年，58年彭德怀一倒，林的机会来了，林当上了国防部长。对这一官衔，林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毛这时候又开始信任林了。彭德怀倒台是因为不懂韬光养晦，还锋芒毕露，焉能不倒。 ,
文革一来，毛要借助林的势力，于是开始提拔林。问题是，毛与林何时搞僵了的呢？ ,
林那时已当上副统帅了，接班人的地位也写进了党章。可林怀疑毛是否真的要他接班。林不信任毛，因为毛太狠了，打倒了那么多人。于是林开始试探毛，在庐山会议上，林的几员大将开始抛出设国家主席的议题。毛很明白林的试探与野心，可见毛根本就是利用林，根本没有让林接班的意思，否则就说不通了，因为林将来肯定要接班，就像后来的胡锦涛，肯定要低调，要有耐心，要等待等等，林何不能再等几年呢。两人从此开始剑拔弩张。 ,
从林彪的个性讲，林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中个性最强的，其他人在毛的权术下，只能束手就擒。但林不同。林是毛的爱将，其关系形同父子，而且林为了毛得罪了那么多的人，这也是林后来难以平反的一个原因。林的愤怒可想而知，据说，在一次国庆典礼上，林居然敢比毛晚到，而且呆了一会儿，便拂袖而去。 ,
后来的事，争议最大的是林为什么会去苏联。笔者有幸曾看到过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写的材料，林豆豆的意思，是林彪当时神志不清，是被林立果胁迫上飞机的。
林的死亡，出乎毛的意外，毛一时不知怎么办，据说，毛一下子老了许多。因为毛解释不通，这么一个大坏蛋就藏在自己的身边，自己居然不知道，领袖的威望与洞察力那里去了。这就跟当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一样，蒋如何解释他在张兵变时，居然什么都不知道。据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说，林彪事件，是他们觉醒的时刻。中国人民的觉醒就是靠林彪事件。而文革的结束，也是从林彪事件开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是在客观上有功于中国的。 ,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林彪有政治才能吗？笔者认为，林至少有语言天赋。 ,
想想，文革中的语言，基本都是林彪创立的。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搞的。什么三忠于，四汇报的，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都是林搞出来的。林彪语言最近的一次登场，是胡锦涛在60年国庆上也高呼万岁。 ,
还有什么五好战士，什么好八连，什么四个第一。还有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可以这么说，离开了林氏语言，就没有文革。 ,
只是，笔者想不通的是，林彪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平反？他的罪行，不过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束手就擒，而是抗拒了一下毛而已，可毛难道不应该抗拒吗？
林是有大功于共产党的，所以据说，林曾说过，他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林毕竟打过日本人，对共产党的胜利也是有功的。至于说，林在文革中整过许多人，可文革中，谁没整过人？只不过是今天我整你，明天被人整而已。 ,
像共产党的敌人，如李宗仁，杜聿明他们，共产党都可以原谅，为什么对于林彪他们就不原谅？笔者曾参观过美国国会大厦，很惊奇那里居然有美国南北战争时，指挥南军的李将军的像。对于北军来说，这李将军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可人家毕竟还是一家人，因为说到底，南北战争不过是美国的内战而已。 ,
不过，在中国的民间，已有不少人想给林彪平反了。在1999年前后，三大战役的影片中，林彪是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场。最近的《解放》，不仅林彪是正面形象，连江青都是正面形象。 ,
至于，林彪的军事才能，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越过一大堆比他资历老的将领，荣登第三，就是他军事才能的一个见证。大家也很愿意将林与华野的粟裕相比。两人都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只是，笔者曾看过外国人出的评述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100次战役，淮海战役光荣入选，可没有辽沈战役，更没有平津战役。笔者也不知如何评论。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格局不大，因此也只能从小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谈林必谈毛，谈毛不必谈林。毛林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这与谈周是一样的。但林与周还是不同，林一直都是毛的心腹爱将，而且是毛一手提拔上来的，毛与林的关系有点像父子关系，而毛与周先是竞争关系，后来是君臣关系。所以，你看，在中共的众多将领中，只有林彪和彭德怀敢于顶撞毛。彭顶撞毛是有点不服毛，而林顶撞毛，是与毛讨论问题。 ,
林彪应该说是中共将领和政治家中，死得最惨的一个。刘少奇也死得很惨，死时连名字都是化名。可刘早已平反，尸骨还在。可林死在异国他乡，到现在尸骨不全，听说有一部分在前苏联。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的反党集团，但大部分都获得了平反，没有平反的大概只有，高饶集团，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 ,
大家对林彪感兴趣的原因是林彪身上有太多的谜团，这些的谜团与林彪的性格很相似，神神秘秘，似乎永远也搞不清。而越搞不清，大家就越想搞。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
林彪的神奇处有很多，一是林彪打仗很神，三大战役打了两个，从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岛；二是林彪后来居然成为了政治家，还成为副统帅，这在中共军事将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将领中只有陈毅和叶剑英有点政治才干，陈毅当上了外交部长，叶剑英在军中，但起着汉代周勃的作用，毛也是这样评价叶的。叶在打倒四人帮和抬出邓小平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陈毅打仗比林彪差了一大截，陈混上十大元帅完全是靠资历，叶更不知是如何混进去的。林彪的神奇处还在于，他是如何死亡的，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另外，林的死亡，歪打正着，宣告了文革的结束。这是林在历史上很大的一个贡献。 ,
回到正题，我们现在还是来看毛与林的关系。 ,
应该说，毛是很爱才的，而且独具慧眼。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只是个小排长，到了井冈山，才是个小连长。可几仗打下来，毛就提拔林当了红四军的军长，红四军可是毛和朱德的起家本钱，也是红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然后林在20几岁，就当上了军团长，与彭德怀并驾齐驱。林在井冈山的时候，最著名的是问了毛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尖锐的问题，完全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可毛根本不在意，还回了信，信中的语气，就是在与林讨论问题，而且极为耐心。后来，在文革中，毛选出版时，林删去了注释。 ,
由此一是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与胆量；二是看出，林彪也不完全是一个纯军事将领，他有政治头脑；三是他与毛关系不一般。 ,
长征时，林最有名的是在遵义会议后，毛刚刚二次起来时，林要毛下台，让彭德怀来指挥。说毛最得意的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奇怪的是毛也并不生气，只是轻轻说了句，一个娃娃，懂什么。但毛却怀疑彭暗中做了什么手脚。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出，林的胆量，还有不唯上的胆略，连林的恩人毛，林都敢反。这个时候，林指挥红一军团，纵横驰骋，所向无敌，成为常胜将军。 ,
延安时，毛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115师，彭德怀的嫡系红三军团，变成了林的部下。从此，彭便再没有了自己的部队，都是指挥别人的了。但抗日一开始，林急于立功，违背了毛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擅自用兵，在朱德和彭德怀的同意下，打了平型关战役。杀敌一千，自损一千。林虽一战成名，可毛却心痛，115师可是毛的家底，这样打下去，几下就拼光了。当林受枪伤后，毛就让林去苏联养病，林1942年回国，毛也凉着林，不让他带兵，只任个闲职，红军大学的校长。林在抗战8年中，再未带过兵。这就是毛驾驭人的权术。毛与林的关系这个时候有点冷淡。 ,
估计林最后也明白了，肯定也与毛沟通好了。毛开始重新信任林。解放战争一来，毛就让林去东北，115师的大部人马都从山东到了东北。林有了10万大军，还有数十位的政治局委员辅佐。但在守四平的问题上，林与毛又争论了起来。毛是从政治考虑，要林死守四平，可林的大部分部队，都是各地来的，根本还没有经过整合，战斗力不强。而林的当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远征军部队，尤其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战斗力极强，林彪打不过。林力争，让毛同意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毛最后同意了。 ,
后来，林率百万之众，打了三大战役中的二个，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这个时候，林毛关系很好。 ,
朝鲜战争时候，也是争议最大的。美军在仁川一登陆，毛就调四野的部队去中朝边境待命，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决定出兵，本来林彪也准备好了带兵出征，并已作了前期准备，把13兵团的洪学智他们代替比较弱的李作鹏。可这个时候，毛突然电召远在西北的彭德怀回来，彭是一点都没有准备，肯定以为是林彪出征，可毛却让彭带兵出征。然后，就传出林彪怕美军，又有病什么的，林彪也不以为议，去了苏联，从此安心养病，深居简出，一直到1958年彭德怀倒台。 ,
这里颇有玄机。林彪很明白，这是毛不信任自己。原因很简单，功高震主。毛熟读史书，当然明白开国将领们居功自傲，难以驾驭的历史。林的功劳已经太大了，再打个朝鲜战争，大概无官可赏了。用彭去统领林的军队，当然很别扭。其实毛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毛在解放战争时，就不信任120师的贺龙，让光杆一人的彭德怀去统帅贺龙的军队。现在又让彭去统帅林的部队，所以才出现了彭在朝鲜很怪异的做法，称38军为万岁军，有点拍马之嫌。当然，也只有彭有可能统领林的部队，因为115师中毕竟有一部分是红三军团的老底子。 ,
林韬光养晦了十几年，58年彭德怀一倒，林的机会来了，林当上了国防部长。对这一官衔，林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毛这时候又开始信任林了。彭德怀倒台是因为不懂韬光养晦，还锋芒毕露，焉能不倒。 ,
文革一来，毛要借助林的势力，于是开始提拔林。问题是，毛与林何时搞僵了的呢？ ,
林那时已当上副统帅了，接班人的地位也写进了党章。可林怀疑毛是否真的要他接班。林不信任毛，因为毛太狠了，打倒了那么多人。于是林开始试探毛，在庐山会议上，林的几员大将开始抛出设国家主席的议题。毛很明白林的试探与野心，可见毛根本就是利用林，根本没有让林接班的意思，否则就说不通了，因为林将来肯定要接班，就像后来的胡锦涛，肯定要低调，要有耐心，要等待等等，林何不能再等几年呢。两人从此开始剑拔弩张。 ,
从林彪的个性讲，林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中个性最强的，其他人在毛的权术下，只能束手就擒。但林不同。林是毛的爱将，其关系形同父子，而且林为了毛得罪了那么多的人，这也是林后来难以平反的一个原因。林的愤怒可想而知，据说，在一次国庆典礼上，林居然敢比毛晚到，而且呆了一会儿，便拂袖而去。 ,
后来的事，争议最大的是林为什么会去苏联。笔者有幸曾看到过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写的材料，林豆豆的意思，是林彪当时神志不清，是被林立果胁迫上飞机的。
林的死亡，出乎毛的意外，毛一时不知怎么办，据说，毛一下子老了许多。因为毛解释不通，这么一个大坏蛋就藏在自己的身边，自己居然不知道，领袖的威望与洞察力那里去了。这就跟当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一样，蒋如何解释他在张兵变时，居然什么都不知道。据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说，林彪事件，是他们觉醒的时刻。中国人民的觉醒就是靠林彪事件。而文革的结束，也是从林彪事件开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是在客观上有功于中国的。 ,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林彪有政治才能吗？笔者认为，林至少有语言天赋。 ,
想想，文革中的语言，基本都是林彪创立的。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搞的。什么三忠于，四汇报的，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都是林搞出来的。林彪语言最近的一次登场，是胡锦涛在60年国庆上也高呼万岁。 ,
还有什么五好战士，什么好八连，什么四个第一。还有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可以这么说，离开了林氏语言，就没有文革。 ,
只是，笔者想不通的是，林彪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平反？他的罪行，不过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束手就擒，而是抗拒了一下毛而已，可毛难道不应该抗拒吗？
林是有大功于共产党的，所以据说，林曾说过，他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林毕竟打过日本人，对共产党的胜利也是有功的。至于说，林在文革中整过许多人，可文革中，谁没整过人？只不过是今天我整你，明天被人整而已。 ,
像共产党的敌人，如李宗仁，杜聿明他们，共产党都可以原谅，为什么对于林彪他们就不原谅？笔者曾参观过美国国会大厦，很惊奇那里居然有美国南北战争时，指挥南军的李将军的像。对于北军来说，这李将军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可人家毕竟还是一家人，因为说到底，南北战争不过是美国的内战而已。 ,
不过，在中国的民间，已有不少人想给林彪平反了。在1999年前后，三大战役的影片中，林彪是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场。最近的《解放》，不仅林彪是正面形象，连江青都是正面形象。 ,
至于，林彪的军事才能，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越过一大堆比他资历老的将领，荣登第三，就是他军事才能的一个见证。大家也很愿意将林与华野的粟裕相比。两人都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只是，笔者曾看过外国人出的评述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100次战役，淮海战役光荣入选，可没有辽沈战役，更没有平津战役。笔者也不知如何评论。
转帖《孔子见南子》
圣人孔子为何会见艳名在外的美女南子？ ,
［人物小传］：南子，春秋时卫国国君夫人，行为淫乱，曾经慕名召见过圣人孔子，为历史上著名的“子见南子”。 ,
［君子心语］：一个在堕落中的女人，一个道德模范的圣人。她需要他光明的救赎(秩序、道德)，可惜他只是个世俗的男人而已，在世俗的冷眼下，他逃之夭夭，剩下她，无奈堕落于黑暗之中。 ,
1、荡妇的执著
她是一名真正的荡妇。 ,
作为宋国美丽的公主，未出阁前便艳名远播，与著名的美男子公子朝——自己同族的弟弟乱伦私通，后来嫁给卫灵公，又跟灵公内宠大臣弥子瑕通奸。灵公为了取悦她，竟把公子朝从宋国接了过来玩四人游戏。她安之若素游离于丈夫与各个帅哥情人之间。 ,
你很难想象灵公作为一个男人的心态，也很难想象灵公与南子之间的夫妻关系。某种程度上也许要龌龊地揣测两个人某些方面的“不和谐”，使得灵公作为一个男人的本性越发衰落下去，最后连同男人的尊严都不要了，头顶着几只绿油油的大帽子把自己的情敌接到家里来。 ,
但也有可能灵公属于心胸过度开阔的异类，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举个例子，如果在大宴群臣的时候，你的内宠大臣弥子瑕把桃子吃了一半，然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把另一半塞到你嘴里，你会怎么做？ ,
如果是秦始皇可能拖出去砍了，齐桓公可能面露不悦，但是我们家的灵公却非常高兴对大家炫耀：“你看子瑕多爱我啊，吃桃子都分给我一半。”——某种程度上，“很傻很天真”真的是需要境界的。 ,
连渐渐懂事的儿子蒯瞆也无法忍受亲人给予的羞辱，派自己的家臣去刺杀淫荡的母亲。失败以后，灵公把自己的儿子逐出卫国，让其流亡天涯。 ,
遇到这样一位想得开的老公，放荡的南子是很自由的。她正当盛年，美貌如花，有帅哥情人相伴，有天真的老公纵容，除了外面的流言蜚语稍微有点心烦以外，她应该是很快乐的。 ,
如果没有孔子，如果没有著名的“子见南子”之谜，南子在历史上仅仅是一名水性杨花、乱伦私通的荡妇而已，可是她见到了孔子。 ,
圣人自然不会主动去见一名艳名在外的荡妇，虽然她当时贵为卫国夫人。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见孔子。 ,
她自然知道孔子是什么人，最讲礼教道德的圣人。 ,
一个生性放荡、视礼法为无物的荡妇(乱伦、通奸)，为什么要见一个道德声名远播的圣人呢？ ,
南子私通的可都是大帅哥，证明这位美女挑眼得很，而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是50多岁的老头子，并且圣人长得像阳虎。阳虎是谁呢？是欺负宋国匡人的恶人，也就是说，圣人可不是面如冠玉，长须飘飘，而是像“恶人”。 ,
南子不仅要见，更要在自己的内堂见，不仅在自己的内堂见，而且要他跟自己一起乘车出游。 ,
一个是道德败坏的荡妇，一个是礼教楷模的圣人，一个是喜欢帅哥美貌如花的少妇，一个是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
2、圣人的暧昧
想要分析南子见孔子的原因，我们不妨看看《天龙八部》里，马夫人对萧峰说的话：“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乘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地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
既然南子自负天下美貌，倾倒众生。孔子人称“圣者”，那么基于女人的好胜心和征服欲，倒想看看他是否能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这是一种姑且称为爱情的东西。 ,
美貌的女人总有这份征服欲。 ,
也就因此，历史上著名的“子见南子”充满了暧昧的挑逗意味。太史公这样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天下的人都愿意跟我丈夫卫灵公做兄弟，他们见了我丈夫，也会见我南子夫人的——由此可见南子身份地位之高)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技术工匠的掳掠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交流提高。贵族们皆足饰珠玑，腰金佩玉，且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
南子见孔子，“环佩玉声璆然”，自是盛装以待。出于尊者讳，太史公没有提及两个人的对话，只是说夫人在帷帐里，孔子一进门就向北行礼，然后夫人再在帷帐里回拜，然后就回来了。 ,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南子费了那么大精力见到了圣人，不可能只看一个老头子朝她行礼，他们必有所交谈。 ,
那么谈的是什么呢？没人说过，只是在孔子对子路的赌咒里，略微看到一些影子—— ,
孔子见完南子回去，弟子子路不愿意了：“师傅，你是圣人，怎能见一个名声败坏的女人，然后……”下面的话，子路估计说了，但是没有记录。子路性格粗暴，着急的时候自是口不择言，但孔子是天下第一圣人——谁也不敢写。 ,
老实人孔子气急败坏地发誓：“如果我真像你说的那样做，连老天爷都会厌弃我的！” ,
从这里我们反向推论，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严重到像子路意淫的“然后”，但是交谈肯定是交谈过了，而且是很亲密而深入的交谈。 ,
既然出于征服欲，南子必让孔子看到她的脸，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定揭开了帷帐，一张芙蓉秀脸，风情万种。 ,
可以想象，孔子坐在南子的内阁里，面对着美丽多情的南子夫人，听着帷帐里“叮叮当当”的环佩声响，闻着对面散发出来的女人的幽香，圣人会说什么呢？ ,
4、有毒的曼陀罗
历史上有些有趣的东西需要我们倒着推论。史书再没有记载这次荡妇与圣人之间的交谈内容，却记录了这次交谈的结果——孔子答应跟南子和她的丈夫一起乘车出游。 ,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大家都知道，从前南子见孔子，多次拜托而孔子固辞，谁知道见了面交谈以后，圣人居然答应跟他们一起出游。老头子是个圣人，读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礼仪，不是卫灵公那种“很傻很天真”的傻瓜，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他去了。 ,
他去了，跟着声名狼藉的南子夫妇一起，但却没有架住世人们的讥讽(市人歌曰：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孔子叹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卫适宋。《东周列国志•七十九回》)，叹息了一声“君子好德不如好色”，逃之夭夭。 ,
然后，逃离了卫国，同时，逃离了南子。 ,
史书的结论是，圣人是厌恶了这些淫人——可是他入卫国之前就应该知道，早干吗去了？ ,
所以最后的结点，还是在那次交谈。 ,
我们不否认，一开始南子固执地要见孔子，是好胜心与征服欲，她倒要看看这位圣人能不能架住她的无穷魅力。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南子是单纯引诱，孔子最后是不会答应跟南子一起乘车的(我们要对圣人的道德水平有些信心)——南子一定还说了别的。 ,
那么会是什么呢？ ,
南子应该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有引诱圣人的俏皮，同时还会具有一种常识，那就是引诱的结果是很难成功的，别忘记那是个口口声声道德礼教的圣人，而且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那么，她还想什么呢？ ,
我们可以推测，南子的心态——一个堕落中需要救赎的女人，一个希望看到太阳的女人。 ,
所以在极端的不道德里要见极端的道德，在圣人的交流甚至是呵斥里，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在声名狼藉的压力下，南子更想晒一下太阳。 ,
因此，才会有这次著名的“子见南子”之谜，才能解释通为什么圣人还会跟南子乘车，是怜悯，是拯救，是理解……或者，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 ,
但是这次圣人让她失望了，他在半途中逃之夭夭了，他根本无法跟她一起承担起世人的讥笑与指责，她只能永久沉寂于黑夜了。 ,
——曾经见过黑夜里盛开的花，在黑夜映衬下却很像一朵百合，花香清淡幽雅，但是剧毒在身，人们叫它致命的曼陀罗。
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固定的落脚点，而是到处抒发政见和理论，再看看有没什么地方适合他留下。 ,
这一天，孔子一行来到卫国。卫国这个地方有二点很有趣： ,
一是，国君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有意思。卫国的灵公以养鹤为名，不问政事以此来逃避儿子的追杀，儿子以扼死鹤为乐趣，又在自己的儿子——灵公的孙子面前，装善良，装仁义，把折断的鹤的腿给包扎好。灵公一心想传位于自己的孙子，可是儿子却紧追不舍。 ,
二是国君的夫人知名度颇高。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美艳无比，冠绝列国。 ,
孔子在卫国，留下了千古绯闻-----见南子。 ,
南子爱孔子（或者说崇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孔子除了学说，还应当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尽管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南子想见孔子的最初动机有二：一是见见自己心中的偶像，二是希望能通过自身的魅力把孔子能留下来，帮她治理卫国。 ,
但孔子是没有留下，而是选择了继续前行，离开了卫国。事后弟子们问他，是不是爱南子，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就此留在了卫国，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他最多成为一个永留青史的好宰相，却成不了一个中国几千年来供奉的圣贤。他是有点迂，几年来一直在野地里带着弟子们游荡，去各个国家发表他们的仁义主张，希望天下大治，他和弟子们经常遭人追杀，受人白眼。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过得很清苦。他却没有退回来的意思。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他的梦想，一直以来的追求和主张。现代人缺少的是，那种心平气和地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受了挫折也不放弃，动摇过也会再次坚定起来的意念。这就是孔夫子，千载之下所有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他无愧圣人这个称谓。 ,
再看看有关这件事的记载，很短的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重点是这句话的含义，由于古今意思已大不相同，译的结果也不同。我看此文的原意应当是这样的：孔子去会见南子，回来后，子路等弟子很不高兴（为什么老师要见这样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哪？）。因此，孔子就对子路和其他弟子说了，南子并非是予（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果她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名声不好），那么上天都会厌弃她的。】 ,
其实，早在孔子刚到卫国时，南子曾经找人告诉孔子，想见见孔子。 ,
由于顾虑南子名声不好，因此，开始，孔子并没有答应。 ,
但是南子对见孔子这事很上心，三番五次邀请，终于有一天，孔子登门拜访，见到孔子的南子内心激动万分，对孔子十分恭敬（“夫人自帷中再拜”）。 ,
谈的什么，今天已不可知，网上各种各样的复原无非是作者以己度人罢了。但相信时间不会短，因为在这次谈话后，南子在孔子心中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叫革命性可能更准确吧，呵呵）的改变。 ,
因此，当子路这个学生摆脸色给他看时，孔子才说了上述那段话。 ,
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 ,
孔子当然深知流言的杀伤力，所以才对弟子们解释说：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南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清楚，因为听到的都是谣言，因此，南子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你们也用不着为我见南子这事不高兴。 ,
怪谁呢？要怪就怪孔夫子“述而不著”吧，要怪就怪《论语》和《史记》记载的太潦草吧，要怪就怪古今字义差异太大吧。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会面，竟然数笔带过，也难怪后人浮想联翩了
公元前496年，游历至卫国的孔子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他接到了一个必将被议论千年的约会。 ,
来者是卫国王宫的宫人，送来一方素帕，上书寥寥数语：“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笔体清丽娟秀，显然出自女人之手。 ,
孔子周游列国逾十余载。所见国君，大夫，上卿难以计数，每至一国，惟求能见该国政要，以兜售其治国之道。虽屡遭碰壁，却名声鹊起，每到一国，各国政要大都奉若上宾，但独不接受孔子为官。卫国国君卫灵公厚待孔子，给予六万俸禄，却无任何实职，孔子空有满腔治国大志，却无处施展。 ,
而此刻，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叫南子的女人想见他。 ,
没有一次会面会比这次会面让孔子感觉到为难，因为，要见他的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 ,
他曾经在吴王夫差的宫殿里大谈仁义德治之道，在宋国与上卿大夫们展开义利之辩，在晋国分别见到三家大夫，向他们大谈克己复礼。没有什么地方是他孔丘不敢去的，只要一有人表示对他治国理想的兴趣，孔子明知希望不大，却从来都是义无反顾。 ,
他所想面对的没能面对，他不想面对的此刻就在眼前。在孔子的人生坐标中没有“女人”二字，而此刻面临的这个女人却非常的真实。 ,
最后，他还是决定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充满智慧的邀请函。想必，能写出这么高超邀请函的人，智慧和谋略自是非同一般的。尽管，他已多次婉拒了卫灵公的代邀。孔子一生就是为了“礼”而忙碌，怎能在人家盛情邀请前失礼呢？ ,
况且，这是相当正式的邀请。邀请函用词高明，让人无法抗拒。 ,
还有一个因素是深深隐藏于内心的，就连想想都令自己抱愧。尽管自己曾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但是，没说过“非礼勿想”啊！南子，哪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 ,
自己何曾把注意力放在女人身上。即使，几年前在吴王夫差的宫殿里见到天下第一美女西施时，他也未曾侧目。可是，来卫国之前，他却早已经知道了这个叫南子的女人。 ,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圣人也难免。若你读过后代史家这样的记载，说她“美艳不可方物”“品不端，有淫行”，“君王专宠”，很多事情卫灵公说了不算，南子说了才算，后来甚至影响到了王位承袭，你就能理解时年五十七岁的孔子为什么在考虑再三后要去见她了。 ,
不管是满足好奇心也好，还是想借南子之力实现某些目的也罢，这都是后人的猜想，反正，孔子像往常一样，在赴会前都要隆重的焚香沐浴，之后，在众多学生的窃窃私语中，孔子走出了宾舍的大门。 ,
卫国是小国，都城虽没有临淄的繁华，也没有邯郸的雄伟，却别有一番风味，在精致中透出灵秀。但此刻，孔子却无心欣赏车窗外不断变换的街景，内心思潮起伏。这个淇水边长大的女人，到底为了什么要见我？而我为什要去见她？ ,
孔子想起了他在卫国收集到的一些诗歌，他要把这些诗歌收集到国风中去。（诗经是孔子整理的，其时已收集十之六七）突然，孔子有个惊讶的发现，卫国的诗歌竟然有这么多是写女人的。《静女》、《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淇奥》、《硕人》，都自有一段风流蕴藉，而平时，竟然被他忽略了。这个惊人发现，使孔子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久违的神秘感觉，不由一片烦躁。 ,
他历经磨难，多次碰壁，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二字。刹那，他想叫驾车的子路停下，几次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把话吞回。 ,
从前，要说的话早成竹在胸了，可现在，颠簸的马车让他心乱如麻。直到听到子路叩响宫门的时候，他知道，一次不可避免的见面就要来到了。他定了定神，恢复了当世大儒的雍容神态，躬身走出了马车。 ,
2
宫人把他引进大厅，奉上香茗，便匆匆退去。午后的阳光以相当俏皮的方式，射进厅内。孔子看到一幅帛画挂在墙上，斑驳的树影摇曳其上，竟然有一种浑然天然的效果。大厅当中铺了张柔软大毡，云纹图案，色彩素净，边上柜子摆满古玩珍奇，一看都是价值不菲——这不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这是后宫。孔子一想到后宫二字，心中不由一阵慌乱，尽管他早已经到了不该慌乱的年龄。 ,
这该是一个相当尴尬的情境，孔子用最快的平静掩饰了不安，安静的等待着主人的出现。可是，不安很快又悄悄的爬上了心头，因为，他似乎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他。 ,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孔子曾经体验过在显贵达人处苦候接见的落寞，却从未如此这般坐立不安。 ,
窗外风起，孔子一阵凉爽。秋后的风总能让人精神一振，孔子知道，希望见他，抑或是他想见到的人已经来了。 ,
她就在对面的帷幕中。 ,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的，孔子反而没有刚才的局促，他到位的做了完全符合礼仪的稽首一拜。南子是国君之妾，当不配享受国君之礼，孔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失礼的。 ,
南子在帷中回拜，环佩玉声璆然。虽然隔着一层帷幕，孔子却分明的感觉到一种淡淡幽香扑鼻而来，铜猊中焚烧的檀香尽管要浓郁的多，孔子却清晰的找到了这缕幽香的源头。 ,
他正斟酌着如何说些客套而冠冕的话，南子却先他而开口：“仲尼先生，你肯屈尊来到我这里了。这到底是我召见你呢？还是你要见我呢？” ,
一听这个声音，孔子似乎明白了一些关于卫灵公为什么喜欢这个女人的原因了，这个声音娇媚而不失温厉，有一种让人欲拒还迎的魔力。 ,
南子艳名遍传天下，关于她的传言还是多多少少进入向来他的耳朵：早年和自己的表兄有不伦之恋，作为政治筹码远嫁卫国后，淫乱宫廷，还干涉朝政，卫灵公对她是言听计从。孔子从内心早把她当作一个类似于褒姒，妺喜这样的女人了。他从来都没把智慧和美貌放到一起来考虑，但是，从接到书函和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孔子就一再证实了一件事情——南子是一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人。 ,
是啊！能让那个风流倜傥，喜新厌旧的卫灵公从此君王不早朝，独宠于她，甘心情愿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并且能容忍她在宫廷中养面首而不吃醋，南子的魅力，确实只有让人想象的份了。 ,
和这样的人尤其是这个身份敏感、智商超高的女人对话，确实要非常小心。孔子稽首回答：“夫人言重，当是孔丘拜见卫国夫人。” ,
帷幕后，一串清脆的笑声。“夫子到卫国多时，直到今日相邀才来想见，谈何拜见，想必是听到什么传言了吧？” ,
“夫人多虑了，世人不察，大都言不可信，君子坦荡荡，何必在乎他人评价，仲尼身为客卿，无召而求见，岂非于礼法不合，况且……” ,
帷幕后再传笑声，孔子不由忐忑。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况且，夫人乃国君女眷，丘怎能冒昧相见。” ,
只听南子一声冷笑，说道：“君子坦荡荡，那妇人该当如何？人道夫子当世奇客。通达天人，自与旁人不同，而今看来，言不由衷，拘于客套，岂非有违先生为人之道。” ,
“夫子此来，当不会如其他男子有何联翩浮想，乃是看是否有可能走夫人路线，让我给国君吹吹枕边风……” ,
孔子一下有被剥光的感觉，想申辩，却无处申辩。他内心确实对南子之行不齿，竟然违心说出对南子宽慰之言。回想当年，在鲁国拜为上卿，对国君直言时弊，对众人直揭其短，何其锐利。在吴王夫差处，更是不给当时霸主留丝毫情面，差点丢掉性命，在晋国，毫不避讳三家大夫的狼子野心，对他们说仁说礼，多么痛快。即使在陈蔡受厄，何尝违心——孔丘啊孔丘，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
是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你一直不屑于女人的，所以才以此来敷衍。若真是如此，那你来这里是干什么来着？ ,
抑或者是你经历太多挫折了，自己根本找不到出路，才想到去走一条连想想都脸红的路线呢？若通过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你那一大套说教又有何用呢？ ,
即使，你通过这个女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普天之下，王道不振，晋国呢，齐国呢？楚国呢？他们也有南子这样的女人么？他们也会给你安排这样的会面么？自己曾说危邦不入，可自己周游的国家哪个不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呢？ ,
原来德治是假，仁礼是假，说教是假。只有赤裸裸的交易，阴谋和权利才是真的。那么，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是否会如老聃所说的万劫不复呢？自己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信念岂不是一无是处？ ,
想到此节，孔子心里反而变得无比坚强，觉得刚才的回答真是耻辱。
于是，孔子立起，用坚定的声音说道：“夫人所说甚是，老夫惟求仁而复礼，故来夫人处寻求有否我想要的东西，现在看来，恐怕是白来一趟。但恰恰如此，老夫也想求个心里明白，夫人要老夫来，求的是什么？”
一下子静得可怕，窗外的太阳也躲到云朵后面。厅子昏暗起来，把这对男女沉浸入诡谲的氛围中去。 ,
帷幕后环佩再度作响。好一会，南子才说：“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召见你吗？” ,
孔子没有作答，他知道还有下文，南子充满魅惑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因为我是女人。女人都有好奇心，我的好奇心就是你；女人都有虚荣心，让你服帖的来到这里就是我的虚荣。” ,
“你是当世奇人，青史必将留名，男人都有追逐世界的野心，我却没有，我曾经有多么美丽的过去”，南子声音竟然有点发涩，她脑海浮现了与公子朝共撑花伞走在淇水边上的画面。“我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得不和我所追求的过去告别，面对我不喜欢的人，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什么名节，什么美貌，于我何用。” ,
孔子一想，我所追求的东西不是正离我远去嘛？内心不由又充满了沮丧。 ,
“我想看看，被称为当世圣人的奇男子仲尼先生是否有我一直怀念的东西。现在看来，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失去的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再拥有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因为我的好奇心和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 ,
孔子感觉到了，帷幕里这个身份高贵，表面坚强的女人内心是多么脆弱和空虚。心里生出一丝同情，竟然有了要去呵护对方的冲动，这一刹那，圣人做回了一个男人，但是，孔老夫子毕竟是孔老夫子，这个冲动只不过像闪电一样一下就消失了。唯一感觉就是意兴索然，脑子一片空白。 ,
刹那间，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教训在不经意间狠狠的重击了自己一下。 ,
于是，起座转身，内心恻然，想起了已经阔别十年的家乡，想起了正在家里抚养儿子的妻子。他不知道是安慰还是再客套几句，但随即明白了这些都将是徒劳的，就连告别也是多余的。 ,
耳边有响起了前不久在道上得来的一句歌诗：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到门口，耳边又传来南子的声音：“先生，不想看看我吗？” ,
这帷幕能挡住人的目光，能挡住人心嘛。孔子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南子的样子。 ,
脚步停住，回首，抬目。 ,
帷幕拉开。 ,
没错，就是刚才想的那个样子。 ,
八个字“宛若神女，惊为天人”。 ,
3
马车飞驰，子路一脸不悦。 ,
到宾舍，孔子马上召集众弟子，说是叫大家收集行装，明日便作别卫灵公，回鲁国去。 ,
从此，孔子结束了了长达十四年的国外游历。回国专心办学，广收门徒，儒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孔门子弟遍布天下。 ,
同时，利用游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六本书经，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 ,
后来，他的门人把他的言行编成《论语》记载了这件事情，他的弟子直到孔子死后才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其全文为：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
35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
还有一件和孔子无关的事情发生在孔子死后三年，也是距离那次离奇的约会20周年，公元前476年，三家大夫分晋，中国历史进入战国年代，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
后记：上下五千年第一绯闻，非孔子见南子莫属。孔子为古往今来第一名人当未有异议，南子为卫公宠妃，身份特殊。这次见面本充满争议，而让人感兴趣的是，孔子见后，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味道，子路不悦，孔子竟然指天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起因和结果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唯独过程却没有，让人浮想联翩。
子与南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
卫国传到卫灵公，也许继承了祖上的淫乱基因，这个灵公更神，是个双性恋。卫灵公的男宠名弥子瑕，生得俊美异常，卫灵公自然对他千般宠爱。有一次，弥子瑕得到消息，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就擅自驾着卫灵公的马车出宫探望母亲。私用君王马车，按当时的法律性质恶劣，是要砍掉双腿的。可卫灵公非但不责罚他，反而大声赞叹道：“多么孝顺的人啊，为了母亲甘愿冒如此危险！” 又一次，弥子瑕吃一个桃子觉得很美味，就将剩下的给了卫灵公。卫灵公不但不生气，还称赞弥子瑕“爱我哉”，有好吃的东西也不忘君王。由此，“分桃”一词便成为男同性恋的首个代名词，后来又陆续出现“龙阳”“断袖”，发展至今又称呼为“同志”，可惜了革命年代那么一个神圣崇高的名词，被变迁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
然而花无百日红，等弥子瑕年长色衰时，偶犯了一次小错，灵公就变脸说：“这个家伙，从前居然敢私用我的专车，目无主上；还把吃剩不要的桃子给我，蔑视君主，真是可恶！” 这么一清算，弥子瑕想不完蛋都不行了。 ,
卫灵公就是这样一个活宝！在孔子来卫国不久前，他还讨了个孙女般大小的艳丽老婆，名南子。南子是宋国宗室的美人，待字闺中时，本和宋国公子朝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无奈宋国弱小，为讨好卫国，竟牺牲青春的南子,把她嫁给老态龙钟的卫灵公。南子被剥夺了爱情，来到卫国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叛逆色彩。这点和英国王妃戴安娜倒有几分相似。无奈卫灵公人老心不老，比她还淘，纵容她的叛逆。这对老少活宝就构成了卫国政局一道怪异的风景。 ,
孔子周游列国，头一站便是卫国。卫灵公把孔子当作炫耀“招贤纳士”的招牌高高挂起，实际上却不受灵公待见。孔子上不得下不得，很难受。这当口，卫灵公的老婆——美丽的南子利用孔子的这种焦虑心态，派心腹前来传递热心话：“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孔子来自鲁国，是异邦人，所以南子自称寡小君是非常符合礼节的。但她的话却直白露骨，您要想取得卫灵公信任，必须先与我会晤。而我，也期盼这次会晤，以玉成好事。 ,
不满20的美少妇南子向奔60的孔子抛了个鱼饵，孔子救世心切，一口就吞了。南子精心策划，把会晤变成两人私下的相见，仿佛在幽会。南子约见孔子，假如于大殿之上，或是与卫灵公一起，绯闻是不可能诞生的。可她偏偏安排在秘室之内，撇开了年迈的老公单独会见。这下性质就大变了，一个天大的绯闻就此产生。绯闻是什么？绯闻就是说不清的传闻。似有非有，云遮雾障。当事人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司马迁的描述更是让整个事件暧昧不清：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美丽的南子身处帷中若隐若现，当孔子进来向她行礼时，南子也欠身多次还礼，俯仰之间，满身的玉佩叮叮当当……）当然，司马迁走笔至此也不得不停下，因为后面的事实无人得知。 ,
瓜田李下的，双方都有作案工具，女方还具备强烈的作案动机，加之双方身份特殊，因此猛料十足，极具眼球吸引力。于是瞬间，这则绯闻在卫都爆炸，满天飞舞。好面子的孔门弟子无不大惊失色，急性子的子路也指责孔子和南子这样的女人搞到一块，自取其辱。孔子百口莫辩，无奈只得对天发誓： “如果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我就不是人，天打雷劈！我就不是人，天打雷劈！” ,
三千年前的南子成功地制造了与孔子的绯闻。美丽聪慧的南子也许仅出于一颗有点野的少女玩乐心，才有意制造了这起绯闻。但这个绯闻流传之广泛之深远可能是她有生之年所不曾预见的。和孔子的另类链接，使得她轻易就流芳百世了！今后伴随中国国学的复兴，伴随世界对孔子的再认识，她的芳名仍将流芳下去。从这个角度讲，她高超的女人式智慧的确令我景仰，景仰之情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了。看看当今五花八门的娱乐报刊——绯闻的策划制造传播大本营，生产的绯闻遮天蔽日，哪有一条比得过南子，能让神州大地津津乐道三千年？手法太拙劣！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圣人也。 ,
南子者，卫灵公夫人也，春秋时卫国最著名的美人。 ,
孔子见南子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无据可靠。历代文人对此事津津乐道，让人不由得产生很多遐想，“子见南子”遂成为史上有名的公案。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刚刚辞去鲁国“大司寇”职务，到了卫国做官，但是有人向卫灵公打小报告，说孔子的坏话，孔子害怕获罪，辞官想到陈国去，在“匡”这个地方被误作阳虎而被抓，脱险后在一个叫“蒲”的地方呆了一个多月，后又返回了卫国。 ,
到卫国后，卫灵公夫人南子希望见见这位名人，孔子先是辞谢，后来就去拜见了南子。《史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
译成白话文：南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孔子进去后，向北行礼，南子在帷帐中还礼，佩戴在身上的玉器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①不高兴了。孔子立马辩解说：“我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上天杀了我吧！让上天杀了我吧！” ,
《史记》中的这段话，原本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奇怪的是，司马迁先生为什么把会见时的情景描述得这么具体，连“环佩玉声”也没有忽略，但会晤的具体内容却一个字也没有！不免产生了疑问。 ,
柏杨先生在《君子和小人》一文中对“子见南子”有过这样幽默的描述：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 ,
似柏杨先生的描述，言下之意，似乎可以肯定孔先生见南子发生过糗事的。 ,
孔子见南子原本算不得一件大事，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六艺，会晤并没有形成白皮书之类的东西，只要四个字——“子见南子”——就可以了，但是司马迁先生却用了大量的笔墨记载这件事，这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史记》记载史实还是比较客观的，相信司马迁先生不会说假话，但是孔子是至圣先师，可能司马氏还是手下留情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让后人自己去揣摩。这是第一个疑点。 ,
第二个疑点：孔子见南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子路会不高兴？ ,
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呢？无据可靠，不得而知。不过孔子会见南子做出非礼的事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虽然据朱熹注解说“南子有淫行。”②但是孔子当时的年龄已经56岁，而且孔子作为一个客居卫国首次进宫面见国君夫人的名人来说，借给孔子十个胆子也不敢胡来。 ,
据朱熹分析，子路不高兴是因为看不起南子的品行，认为南子行为不合礼教，而孔子居然去面见这样的人，显然有失身份。这是子路不高兴的原因。 ,
第三个疑点：为什么孔子要向子路发誓“天厌之！天厌之！”？ ,
按照孔子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修养，会见了一个女人不必要也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吧？ ,
看来孔子面见南子后的确有了变化，连子路这样的粗人也看得出来——即使没有失魂落魄，大概也就神魂颠倒了。一方面说明了南子的确美艳动人，连孔子这样有定力的老头也把持不住；另一方面，可以断定孔子的确动了心！起了爱慕之心了！ ,
另有一个佐证：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南子同车外出，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跟随，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③意思是：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呢。后人注解说这句话是讽刺卫灵公的。可谁知道孔子是不是在自我感慨，自我伤怀呢！？因为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为连我孔丘也难于幸免啊！ ,
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孔子见南子一事进行了深刻而巧妙的解释。朱熹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的确，“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国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即国君夫人）。……”④意思是在这个国家做官的，有拜见国君夫人的礼节，所以孔子见南子是当时的礼节规定了的，不得已而见之。 ,
朱熹进一步替孔子辩解说：子路不高兴是因为孔子会见的是一个淫乱之人，对孔子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啊？是至圣先师，朱熹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⑤意识是说孔子道德高尚，已循化境，见到品德不好的人，按照礼节应该会晤，虽然对方品德差些，但是丝毫不会影响到孔子的。言下之意，孔子好像得道高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但是，孔子担心子路却没有这样的智慧——“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⑥朱熹认为子路野人出生，智商有限，怎么能够想得这样深刻呢？所以只好发下重誓，消除子路的怀疑，相信自己，并试图引起子路的进一步思考。 ,
由此可见，孔子见南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决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龌龊下流，无非是讲了一件男人看见美女有点心动的事情，因为孔子是圣人，做人难，即便是心中有一点点想法也会被好事者颠来倒去地说。只怪子路太不识相，老师有一点思春，做学生不要满脸不高兴，谁不会犯错误啊？ ,
其实孔子见到美女而心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食色性也。”⑦怀疑孔子春心荡漾也没有什么意义，孔圣人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 ,
但是坏就坏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按照这个逻辑反推过来就是“凡是圣贤就不会有错”，孔子圣人也，当然不能有一点点错误，哪怕想想也不行。
［人物小传］：南子，春秋时卫国国君夫人，行为淫乱，曾经慕名召见过圣人孔子，为历史上著名的“子见南子”。 ,
［君子心语］：一个在堕落中的女人，一个道德模范的圣人。她需要他光明的救赎(秩序、道德)，可惜他只是个世俗的男人而已，在世俗的冷眼下，他逃之夭夭，剩下她，无奈堕落于黑暗之中。 ,
1、荡妇的执著
她是一名真正的荡妇。 ,
作为宋国美丽的公主，未出阁前便艳名远播，与著名的美男子公子朝——自己同族的弟弟乱伦私通，后来嫁给卫灵公，又跟灵公内宠大臣弥子瑕通奸。灵公为了取悦她，竟把公子朝从宋国接了过来玩四人游戏。她安之若素游离于丈夫与各个帅哥情人之间。 ,
你很难想象灵公作为一个男人的心态，也很难想象灵公与南子之间的夫妻关系。某种程度上也许要龌龊地揣测两个人某些方面的“不和谐”，使得灵公作为一个男人的本性越发衰落下去，最后连同男人的尊严都不要了，头顶着几只绿油油的大帽子把自己的情敌接到家里来。 ,
但也有可能灵公属于心胸过度开阔的异类，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举个例子，如果在大宴群臣的时候，你的内宠大臣弥子瑕把桃子吃了一半，然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把另一半塞到你嘴里，你会怎么做？ ,
如果是秦始皇可能拖出去砍了，齐桓公可能面露不悦，但是我们家的灵公却非常高兴对大家炫耀：“你看子瑕多爱我啊，吃桃子都分给我一半。”——某种程度上，“很傻很天真”真的是需要境界的。 ,
连渐渐懂事的儿子蒯瞆也无法忍受亲人给予的羞辱，派自己的家臣去刺杀淫荡的母亲。失败以后，灵公把自己的儿子逐出卫国，让其流亡天涯。 ,
遇到这样一位想得开的老公，放荡的南子是很自由的。她正当盛年，美貌如花，有帅哥情人相伴，有天真的老公纵容，除了外面的流言蜚语稍微有点心烦以外，她应该是很快乐的。 ,
如果没有孔子，如果没有著名的“子见南子”之谜，南子在历史上仅仅是一名水性杨花、乱伦私通的荡妇而已，可是她见到了孔子。 ,
圣人自然不会主动去见一名艳名在外的荡妇，虽然她当时贵为卫国夫人。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见孔子。 ,
她自然知道孔子是什么人，最讲礼教道德的圣人。 ,
一个生性放荡、视礼法为无物的荡妇(乱伦、通奸)，为什么要见一个道德声名远播的圣人呢？ ,
南子私通的可都是大帅哥，证明这位美女挑眼得很，而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是50多岁的老头子，并且圣人长得像阳虎。阳虎是谁呢？是欺负宋国匡人的恶人，也就是说，圣人可不是面如冠玉，长须飘飘，而是像“恶人”。 ,
南子不仅要见，更要在自己的内堂见，不仅在自己的内堂见，而且要他跟自己一起乘车出游。 ,
一个是道德败坏的荡妇，一个是礼教楷模的圣人，一个是喜欢帅哥美貌如花的少妇，一个是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
2、圣人的暧昧
想要分析南子见孔子的原因，我们不妨看看《天龙八部》里，马夫人对萧峰说的话：“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乘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地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
既然南子自负天下美貌，倾倒众生。孔子人称“圣者”，那么基于女人的好胜心和征服欲，倒想看看他是否能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这是一种姑且称为爱情的东西。 ,
美貌的女人总有这份征服欲。 ,
也就因此，历史上著名的“子见南子”充满了暧昧的挑逗意味。太史公这样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天下的人都愿意跟我丈夫卫灵公做兄弟，他们见了我丈夫，也会见我南子夫人的——由此可见南子身份地位之高)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技术工匠的掳掠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交流提高。贵族们皆足饰珠玑，腰金佩玉，且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
南子见孔子，“环佩玉声璆然”，自是盛装以待。出于尊者讳，太史公没有提及两个人的对话，只是说夫人在帷帐里，孔子一进门就向北行礼，然后夫人再在帷帐里回拜，然后就回来了。 ,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南子费了那么大精力见到了圣人，不可能只看一个老头子朝她行礼，他们必有所交谈。 ,
那么谈的是什么呢？没人说过，只是在孔子对子路的赌咒里，略微看到一些影子—— ,
孔子见完南子回去，弟子子路不愿意了：“师傅，你是圣人，怎能见一个名声败坏的女人，然后……”下面的话，子路估计说了，但是没有记录。子路性格粗暴，着急的时候自是口不择言，但孔子是天下第一圣人——谁也不敢写。 ,
老实人孔子气急败坏地发誓：“如果我真像你说的那样做，连老天爷都会厌弃我的！” ,
从这里我们反向推论，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严重到像子路意淫的“然后”，但是交谈肯定是交谈过了，而且是很亲密而深入的交谈。 ,
既然出于征服欲，南子必让孔子看到她的脸，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定揭开了帷帐，一张芙蓉秀脸，风情万种。 ,
可以想象，孔子坐在南子的内阁里，面对着美丽多情的南子夫人，听着帷帐里“叮叮当当”的环佩声响，闻着对面散发出来的女人的幽香，圣人会说什么呢？ ,
4、有毒的曼陀罗
历史上有些有趣的东西需要我们倒着推论。史书再没有记载这次荡妇与圣人之间的交谈内容，却记录了这次交谈的结果——孔子答应跟南子和她的丈夫一起乘车出游。 ,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大家都知道，从前南子见孔子，多次拜托而孔子固辞，谁知道见了面交谈以后，圣人居然答应跟他们一起出游。老头子是个圣人，读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礼仪，不是卫灵公那种“很傻很天真”的傻瓜，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他去了。 ,
他去了，跟着声名狼藉的南子夫妇一起，但却没有架住世人们的讥讽(市人歌曰：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孔子叹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卫适宋。《东周列国志•七十九回》)，叹息了一声“君子好德不如好色”，逃之夭夭。 ,
然后，逃离了卫国，同时，逃离了南子。 ,
史书的结论是，圣人是厌恶了这些淫人——可是他入卫国之前就应该知道，早干吗去了？ ,
所以最后的结点，还是在那次交谈。 ,
我们不否认，一开始南子固执地要见孔子，是好胜心与征服欲，她倒要看看这位圣人能不能架住她的无穷魅力。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南子是单纯引诱，孔子最后是不会答应跟南子一起乘车的(我们要对圣人的道德水平有些信心)——南子一定还说了别的。 ,
那么会是什么呢？ ,
南子应该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有引诱圣人的俏皮，同时还会具有一种常识，那就是引诱的结果是很难成功的，别忘记那是个口口声声道德礼教的圣人，而且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那么，她还想什么呢？ ,
我们可以推测，南子的心态——一个堕落中需要救赎的女人，一个希望看到太阳的女人。 ,
所以在极端的不道德里要见极端的道德，在圣人的交流甚至是呵斥里，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在声名狼藉的压力下，南子更想晒一下太阳。 ,
因此，才会有这次著名的“子见南子”之谜，才能解释通为什么圣人还会跟南子乘车，是怜悯，是拯救，是理解……或者，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 ,
但是这次圣人让她失望了，他在半途中逃之夭夭了，他根本无法跟她一起承担起世人的讥笑与指责，她只能永久沉寂于黑夜了。 ,
——曾经见过黑夜里盛开的花，在黑夜映衬下却很像一朵百合，花香清淡幽雅，但是剧毒在身，人们叫它致命的曼陀罗。
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固定的落脚点，而是到处抒发政见和理论，再看看有没什么地方适合他留下。 ,
这一天，孔子一行来到卫国。卫国这个地方有二点很有趣： ,
一是，国君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有意思。卫国的灵公以养鹤为名，不问政事以此来逃避儿子的追杀，儿子以扼死鹤为乐趣，又在自己的儿子——灵公的孙子面前，装善良，装仁义，把折断的鹤的腿给包扎好。灵公一心想传位于自己的孙子，可是儿子却紧追不舍。 ,
二是国君的夫人知名度颇高。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美艳无比，冠绝列国。 ,
孔子在卫国，留下了千古绯闻-----见南子。 ,
南子爱孔子（或者说崇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孔子除了学说，还应当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尽管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南子想见孔子的最初动机有二：一是见见自己心中的偶像，二是希望能通过自身的魅力把孔子能留下来，帮她治理卫国。 ,
但孔子是没有留下，而是选择了继续前行，离开了卫国。事后弟子们问他，是不是爱南子，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就此留在了卫国，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他最多成为一个永留青史的好宰相，却成不了一个中国几千年来供奉的圣贤。他是有点迂，几年来一直在野地里带着弟子们游荡，去各个国家发表他们的仁义主张，希望天下大治，他和弟子们经常遭人追杀，受人白眼。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过得很清苦。他却没有退回来的意思。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他的梦想，一直以来的追求和主张。现代人缺少的是，那种心平气和地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受了挫折也不放弃，动摇过也会再次坚定起来的意念。这就是孔夫子，千载之下所有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他无愧圣人这个称谓。 ,
再看看有关这件事的记载，很短的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重点是这句话的含义，由于古今意思已大不相同，译的结果也不同。我看此文的原意应当是这样的：孔子去会见南子，回来后，子路等弟子很不高兴（为什么老师要见这样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哪？）。因此，孔子就对子路和其他弟子说了，南子并非是予（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果她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名声不好），那么上天都会厌弃她的。】 ,
其实，早在孔子刚到卫国时，南子曾经找人告诉孔子，想见见孔子。 ,
由于顾虑南子名声不好，因此，开始，孔子并没有答应。 ,
但是南子对见孔子这事很上心，三番五次邀请，终于有一天，孔子登门拜访，见到孔子的南子内心激动万分，对孔子十分恭敬（“夫人自帷中再拜”）。 ,
谈的什么，今天已不可知，网上各种各样的复原无非是作者以己度人罢了。但相信时间不会短，因为在这次谈话后，南子在孔子心中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叫革命性可能更准确吧，呵呵）的改变。 ,
因此，当子路这个学生摆脸色给他看时，孔子才说了上述那段话。 ,
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 ,
孔子当然深知流言的杀伤力，所以才对弟子们解释说：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南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清楚，因为听到的都是谣言，因此，南子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你们也用不着为我见南子这事不高兴。 ,
怪谁呢？要怪就怪孔夫子“述而不著”吧，要怪就怪《论语》和《史记》记载的太潦草吧，要怪就怪古今字义差异太大吧。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会面，竟然数笔带过，也难怪后人浮想联翩了
公元前496年，游历至卫国的孔子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他接到了一个必将被议论千年的约会。 ,
来者是卫国王宫的宫人，送来一方素帕，上书寥寥数语：“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笔体清丽娟秀，显然出自女人之手。 ,
孔子周游列国逾十余载。所见国君，大夫，上卿难以计数，每至一国，惟求能见该国政要，以兜售其治国之道。虽屡遭碰壁，却名声鹊起，每到一国，各国政要大都奉若上宾，但独不接受孔子为官。卫国国君卫灵公厚待孔子，给予六万俸禄，却无任何实职，孔子空有满腔治国大志，却无处施展。 ,
而此刻，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叫南子的女人想见他。 ,
没有一次会面会比这次会面让孔子感觉到为难，因为，要见他的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 ,
他曾经在吴王夫差的宫殿里大谈仁义德治之道，在宋国与上卿大夫们展开义利之辩，在晋国分别见到三家大夫，向他们大谈克己复礼。没有什么地方是他孔丘不敢去的，只要一有人表示对他治国理想的兴趣，孔子明知希望不大，却从来都是义无反顾。 ,
他所想面对的没能面对，他不想面对的此刻就在眼前。在孔子的人生坐标中没有“女人”二字，而此刻面临的这个女人却非常的真实。 ,
最后，他还是决定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充满智慧的邀请函。想必，能写出这么高超邀请函的人，智慧和谋略自是非同一般的。尽管，他已多次婉拒了卫灵公的代邀。孔子一生就是为了“礼”而忙碌，怎能在人家盛情邀请前失礼呢？ ,
况且，这是相当正式的邀请。邀请函用词高明，让人无法抗拒。 ,
还有一个因素是深深隐藏于内心的，就连想想都令自己抱愧。尽管自己曾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但是，没说过“非礼勿想”啊！南子，哪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 ,
自己何曾把注意力放在女人身上。即使，几年前在吴王夫差的宫殿里见到天下第一美女西施时，他也未曾侧目。可是，来卫国之前，他却早已经知道了这个叫南子的女人。 ,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圣人也难免。若你读过后代史家这样的记载，说她“美艳不可方物”“品不端，有淫行”，“君王专宠”，很多事情卫灵公说了不算，南子说了才算，后来甚至影响到了王位承袭，你就能理解时年五十七岁的孔子为什么在考虑再三后要去见她了。 ,
不管是满足好奇心也好，还是想借南子之力实现某些目的也罢，这都是后人的猜想，反正，孔子像往常一样，在赴会前都要隆重的焚香沐浴，之后，在众多学生的窃窃私语中，孔子走出了宾舍的大门。 ,
卫国是小国，都城虽没有临淄的繁华，也没有邯郸的雄伟，却别有一番风味，在精致中透出灵秀。但此刻，孔子却无心欣赏车窗外不断变换的街景，内心思潮起伏。这个淇水边长大的女人，到底为了什么要见我？而我为什要去见她？ ,
孔子想起了他在卫国收集到的一些诗歌，他要把这些诗歌收集到国风中去。（诗经是孔子整理的，其时已收集十之六七）突然，孔子有个惊讶的发现，卫国的诗歌竟然有这么多是写女人的。《静女》、《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淇奥》、《硕人》，都自有一段风流蕴藉，而平时，竟然被他忽略了。这个惊人发现，使孔子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久违的神秘感觉，不由一片烦躁。 ,
他历经磨难，多次碰壁，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二字。刹那，他想叫驾车的子路停下，几次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把话吞回。 ,
从前，要说的话早成竹在胸了，可现在，颠簸的马车让他心乱如麻。直到听到子路叩响宫门的时候，他知道，一次不可避免的见面就要来到了。他定了定神，恢复了当世大儒的雍容神态，躬身走出了马车。 ,
2
宫人把他引进大厅，奉上香茗，便匆匆退去。午后的阳光以相当俏皮的方式，射进厅内。孔子看到一幅帛画挂在墙上，斑驳的树影摇曳其上，竟然有一种浑然天然的效果。大厅当中铺了张柔软大毡，云纹图案，色彩素净，边上柜子摆满古玩珍奇，一看都是价值不菲——这不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这是后宫。孔子一想到后宫二字，心中不由一阵慌乱，尽管他早已经到了不该慌乱的年龄。 ,
这该是一个相当尴尬的情境，孔子用最快的平静掩饰了不安，安静的等待着主人的出现。可是，不安很快又悄悄的爬上了心头，因为，他似乎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他。 ,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孔子曾经体验过在显贵达人处苦候接见的落寞，却从未如此这般坐立不安。 ,
窗外风起，孔子一阵凉爽。秋后的风总能让人精神一振，孔子知道，希望见他，抑或是他想见到的人已经来了。 ,
她就在对面的帷幕中。 ,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的，孔子反而没有刚才的局促，他到位的做了完全符合礼仪的稽首一拜。南子是国君之妾，当不配享受国君之礼，孔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失礼的。 ,
南子在帷中回拜，环佩玉声璆然。虽然隔着一层帷幕，孔子却分明的感觉到一种淡淡幽香扑鼻而来，铜猊中焚烧的檀香尽管要浓郁的多，孔子却清晰的找到了这缕幽香的源头。 ,
他正斟酌着如何说些客套而冠冕的话，南子却先他而开口：“仲尼先生，你肯屈尊来到我这里了。这到底是我召见你呢？还是你要见我呢？” ,
一听这个声音，孔子似乎明白了一些关于卫灵公为什么喜欢这个女人的原因了，这个声音娇媚而不失温厉，有一种让人欲拒还迎的魔力。 ,
南子艳名遍传天下，关于她的传言还是多多少少进入向来他的耳朵：早年和自己的表兄有不伦之恋，作为政治筹码远嫁卫国后，淫乱宫廷，还干涉朝政，卫灵公对她是言听计从。孔子从内心早把她当作一个类似于褒姒，妺喜这样的女人了。他从来都没把智慧和美貌放到一起来考虑，但是，从接到书函和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孔子就一再证实了一件事情——南子是一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人。 ,
是啊！能让那个风流倜傥，喜新厌旧的卫灵公从此君王不早朝，独宠于她，甘心情愿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并且能容忍她在宫廷中养面首而不吃醋，南子的魅力，确实只有让人想象的份了。 ,
和这样的人尤其是这个身份敏感、智商超高的女人对话，确实要非常小心。孔子稽首回答：“夫人言重，当是孔丘拜见卫国夫人。” ,
帷幕后，一串清脆的笑声。“夫子到卫国多时，直到今日相邀才来想见，谈何拜见，想必是听到什么传言了吧？” ,
“夫人多虑了，世人不察，大都言不可信，君子坦荡荡，何必在乎他人评价，仲尼身为客卿，无召而求见，岂非于礼法不合，况且……” ,
帷幕后再传笑声，孔子不由忐忑。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况且，夫人乃国君女眷，丘怎能冒昧相见。” ,
只听南子一声冷笑，说道：“君子坦荡荡，那妇人该当如何？人道夫子当世奇客。通达天人，自与旁人不同，而今看来，言不由衷，拘于客套，岂非有违先生为人之道。” ,
“夫子此来，当不会如其他男子有何联翩浮想，乃是看是否有可能走夫人路线，让我给国君吹吹枕边风……” ,
孔子一下有被剥光的感觉，想申辩，却无处申辩。他内心确实对南子之行不齿，竟然违心说出对南子宽慰之言。回想当年，在鲁国拜为上卿，对国君直言时弊，对众人直揭其短，何其锐利。在吴王夫差处，更是不给当时霸主留丝毫情面，差点丢掉性命，在晋国，毫不避讳三家大夫的狼子野心，对他们说仁说礼，多么痛快。即使在陈蔡受厄，何尝违心——孔丘啊孔丘，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
是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你一直不屑于女人的，所以才以此来敷衍。若真是如此，那你来这里是干什么来着？ ,
抑或者是你经历太多挫折了，自己根本找不到出路，才想到去走一条连想想都脸红的路线呢？若通过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你那一大套说教又有何用呢？ ,
即使，你通过这个女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普天之下，王道不振，晋国呢，齐国呢？楚国呢？他们也有南子这样的女人么？他们也会给你安排这样的会面么？自己曾说危邦不入，可自己周游的国家哪个不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呢？ ,
原来德治是假，仁礼是假，说教是假。只有赤裸裸的交易，阴谋和权利才是真的。那么，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是否会如老聃所说的万劫不复呢？自己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信念岂不是一无是处？ ,
想到此节，孔子心里反而变得无比坚强，觉得刚才的回答真是耻辱。
于是，孔子立起，用坚定的声音说道：“夫人所说甚是，老夫惟求仁而复礼，故来夫人处寻求有否我想要的东西，现在看来，恐怕是白来一趟。但恰恰如此，老夫也想求个心里明白，夫人要老夫来，求的是什么？”
一下子静得可怕，窗外的太阳也躲到云朵后面。厅子昏暗起来，把这对男女沉浸入诡谲的氛围中去。 ,
帷幕后环佩再度作响。好一会，南子才说：“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召见你吗？” ,
孔子没有作答，他知道还有下文，南子充满魅惑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因为我是女人。女人都有好奇心，我的好奇心就是你；女人都有虚荣心，让你服帖的来到这里就是我的虚荣。” ,
“你是当世奇人，青史必将留名，男人都有追逐世界的野心，我却没有，我曾经有多么美丽的过去”，南子声音竟然有点发涩，她脑海浮现了与公子朝共撑花伞走在淇水边上的画面。“我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得不和我所追求的过去告别，面对我不喜欢的人，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什么名节，什么美貌，于我何用。” ,
孔子一想，我所追求的东西不是正离我远去嘛？内心不由又充满了沮丧。 ,
“我想看看，被称为当世圣人的奇男子仲尼先生是否有我一直怀念的东西。现在看来，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失去的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再拥有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因为我的好奇心和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 ,
孔子感觉到了，帷幕里这个身份高贵，表面坚强的女人内心是多么脆弱和空虚。心里生出一丝同情，竟然有了要去呵护对方的冲动，这一刹那，圣人做回了一个男人，但是，孔老夫子毕竟是孔老夫子，这个冲动只不过像闪电一样一下就消失了。唯一感觉就是意兴索然，脑子一片空白。 ,
刹那间，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教训在不经意间狠狠的重击了自己一下。 ,
于是，起座转身，内心恻然，想起了已经阔别十年的家乡，想起了正在家里抚养儿子的妻子。他不知道是安慰还是再客套几句，但随即明白了这些都将是徒劳的，就连告别也是多余的。 ,
耳边有响起了前不久在道上得来的一句歌诗：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到门口，耳边又传来南子的声音：“先生，不想看看我吗？” ,
这帷幕能挡住人的目光，能挡住人心嘛。孔子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南子的样子。 ,
脚步停住，回首，抬目。 ,
帷幕拉开。 ,
没错，就是刚才想的那个样子。 ,
八个字“宛若神女，惊为天人”。 ,
3
马车飞驰，子路一脸不悦。 ,
到宾舍，孔子马上召集众弟子，说是叫大家收集行装，明日便作别卫灵公，回鲁国去。 ,
从此，孔子结束了了长达十四年的国外游历。回国专心办学，广收门徒，儒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孔门子弟遍布天下。 ,
同时，利用游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六本书经，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 ,
后来，他的门人把他的言行编成《论语》记载了这件事情，他的弟子直到孔子死后才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其全文为：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
35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
还有一件和孔子无关的事情发生在孔子死后三年，也是距离那次离奇的约会20周年，公元前476年，三家大夫分晋，中国历史进入战国年代，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
后记：上下五千年第一绯闻，非孔子见南子莫属。孔子为古往今来第一名人当未有异议，南子为卫公宠妃，身份特殊。这次见面本充满争议，而让人感兴趣的是，孔子见后，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味道，子路不悦，孔子竟然指天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起因和结果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唯独过程却没有，让人浮想联翩。
子与南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
卫国传到卫灵公，也许继承了祖上的淫乱基因，这个灵公更神，是个双性恋。卫灵公的男宠名弥子瑕，生得俊美异常，卫灵公自然对他千般宠爱。有一次，弥子瑕得到消息，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就擅自驾着卫灵公的马车出宫探望母亲。私用君王马车，按当时的法律性质恶劣，是要砍掉双腿的。可卫灵公非但不责罚他，反而大声赞叹道：“多么孝顺的人啊，为了母亲甘愿冒如此危险！” 又一次，弥子瑕吃一个桃子觉得很美味，就将剩下的给了卫灵公。卫灵公不但不生气，还称赞弥子瑕“爱我哉”，有好吃的东西也不忘君王。由此，“分桃”一词便成为男同性恋的首个代名词，后来又陆续出现“龙阳”“断袖”，发展至今又称呼为“同志”，可惜了革命年代那么一个神圣崇高的名词，被变迁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
然而花无百日红，等弥子瑕年长色衰时，偶犯了一次小错，灵公就变脸说：“这个家伙，从前居然敢私用我的专车，目无主上；还把吃剩不要的桃子给我，蔑视君主，真是可恶！” 这么一清算，弥子瑕想不完蛋都不行了。 ,
卫灵公就是这样一个活宝！在孔子来卫国不久前，他还讨了个孙女般大小的艳丽老婆，名南子。南子是宋国宗室的美人，待字闺中时，本和宋国公子朝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无奈宋国弱小，为讨好卫国，竟牺牲青春的南子,把她嫁给老态龙钟的卫灵公。南子被剥夺了爱情，来到卫国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叛逆色彩。这点和英国王妃戴安娜倒有几分相似。无奈卫灵公人老心不老，比她还淘，纵容她的叛逆。这对老少活宝就构成了卫国政局一道怪异的风景。 ,
孔子周游列国，头一站便是卫国。卫灵公把孔子当作炫耀“招贤纳士”的招牌高高挂起，实际上却不受灵公待见。孔子上不得下不得，很难受。这当口，卫灵公的老婆——美丽的南子利用孔子的这种焦虑心态，派心腹前来传递热心话：“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孔子来自鲁国，是异邦人，所以南子自称寡小君是非常符合礼节的。但她的话却直白露骨，您要想取得卫灵公信任，必须先与我会晤。而我，也期盼这次会晤，以玉成好事。 ,
不满20的美少妇南子向奔60的孔子抛了个鱼饵，孔子救世心切，一口就吞了。南子精心策划，把会晤变成两人私下的相见，仿佛在幽会。南子约见孔子，假如于大殿之上，或是与卫灵公一起，绯闻是不可能诞生的。可她偏偏安排在秘室之内，撇开了年迈的老公单独会见。这下性质就大变了，一个天大的绯闻就此产生。绯闻是什么？绯闻就是说不清的传闻。似有非有，云遮雾障。当事人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司马迁的描述更是让整个事件暧昧不清：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美丽的南子身处帷中若隐若现，当孔子进来向她行礼时，南子也欠身多次还礼，俯仰之间，满身的玉佩叮叮当当……）当然，司马迁走笔至此也不得不停下，因为后面的事实无人得知。 ,
瓜田李下的，双方都有作案工具，女方还具备强烈的作案动机，加之双方身份特殊，因此猛料十足，极具眼球吸引力。于是瞬间，这则绯闻在卫都爆炸，满天飞舞。好面子的孔门弟子无不大惊失色，急性子的子路也指责孔子和南子这样的女人搞到一块，自取其辱。孔子百口莫辩，无奈只得对天发誓： “如果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我就不是人，天打雷劈！我就不是人，天打雷劈！” ,
三千年前的南子成功地制造了与孔子的绯闻。美丽聪慧的南子也许仅出于一颗有点野的少女玩乐心，才有意制造了这起绯闻。但这个绯闻流传之广泛之深远可能是她有生之年所不曾预见的。和孔子的另类链接，使得她轻易就流芳百世了！今后伴随中国国学的复兴，伴随世界对孔子的再认识，她的芳名仍将流芳下去。从这个角度讲，她高超的女人式智慧的确令我景仰，景仰之情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了。看看当今五花八门的娱乐报刊——绯闻的策划制造传播大本营，生产的绯闻遮天蔽日，哪有一条比得过南子，能让神州大地津津乐道三千年？手法太拙劣！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圣人也。 ,
南子者，卫灵公夫人也，春秋时卫国最著名的美人。 ,
孔子见南子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无据可靠。历代文人对此事津津乐道，让人不由得产生很多遐想，“子见南子”遂成为史上有名的公案。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刚刚辞去鲁国“大司寇”职务，到了卫国做官，但是有人向卫灵公打小报告，说孔子的坏话，孔子害怕获罪，辞官想到陈国去，在“匡”这个地方被误作阳虎而被抓，脱险后在一个叫“蒲”的地方呆了一个多月，后又返回了卫国。 ,
到卫国后，卫灵公夫人南子希望见见这位名人，孔子先是辞谢，后来就去拜见了南子。《史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
译成白话文：南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孔子进去后，向北行礼，南子在帷帐中还礼，佩戴在身上的玉器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①不高兴了。孔子立马辩解说：“我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上天杀了我吧！让上天杀了我吧！” ,
《史记》中的这段话，原本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奇怪的是，司马迁先生为什么把会见时的情景描述得这么具体，连“环佩玉声”也没有忽略，但会晤的具体内容却一个字也没有！不免产生了疑问。 ,
柏杨先生在《君子和小人》一文中对“子见南子”有过这样幽默的描述：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 ,
似柏杨先生的描述，言下之意，似乎可以肯定孔先生见南子发生过糗事的。 ,
孔子见南子原本算不得一件大事，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六艺，会晤并没有形成白皮书之类的东西，只要四个字——“子见南子”——就可以了，但是司马迁先生却用了大量的笔墨记载这件事，这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史记》记载史实还是比较客观的，相信司马迁先生不会说假话，但是孔子是至圣先师，可能司马氏还是手下留情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让后人自己去揣摩。这是第一个疑点。 ,
第二个疑点：孔子见南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子路会不高兴？ ,
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呢？无据可靠，不得而知。不过孔子会见南子做出非礼的事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虽然据朱熹注解说“南子有淫行。”②但是孔子当时的年龄已经56岁，而且孔子作为一个客居卫国首次进宫面见国君夫人的名人来说，借给孔子十个胆子也不敢胡来。 ,
据朱熹分析，子路不高兴是因为看不起南子的品行，认为南子行为不合礼教，而孔子居然去面见这样的人，显然有失身份。这是子路不高兴的原因。 ,
第三个疑点：为什么孔子要向子路发誓“天厌之！天厌之！”？ ,
按照孔子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修养，会见了一个女人不必要也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吧？ ,
看来孔子面见南子后的确有了变化，连子路这样的粗人也看得出来——即使没有失魂落魄，大概也就神魂颠倒了。一方面说明了南子的确美艳动人，连孔子这样有定力的老头也把持不住；另一方面，可以断定孔子的确动了心！起了爱慕之心了！ ,
另有一个佐证：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南子同车外出，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跟随，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③意思是：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呢。后人注解说这句话是讽刺卫灵公的。可谁知道孔子是不是在自我感慨，自我伤怀呢！？因为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为连我孔丘也难于幸免啊！ ,
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孔子见南子一事进行了深刻而巧妙的解释。朱熹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的确，“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国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即国君夫人）。……”④意思是在这个国家做官的，有拜见国君夫人的礼节，所以孔子见南子是当时的礼节规定了的，不得已而见之。 ,
朱熹进一步替孔子辩解说：子路不高兴是因为孔子会见的是一个淫乱之人，对孔子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啊？是至圣先师，朱熹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⑤意识是说孔子道德高尚，已循化境，见到品德不好的人，按照礼节应该会晤，虽然对方品德差些，但是丝毫不会影响到孔子的。言下之意，孔子好像得道高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但是，孔子担心子路却没有这样的智慧——“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⑥朱熹认为子路野人出生，智商有限，怎么能够想得这样深刻呢？所以只好发下重誓，消除子路的怀疑，相信自己，并试图引起子路的进一步思考。 ,
由此可见，孔子见南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决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龌龊下流，无非是讲了一件男人看见美女有点心动的事情，因为孔子是圣人，做人难，即便是心中有一点点想法也会被好事者颠来倒去地说。只怪子路太不识相，老师有一点思春，做学生不要满脸不高兴，谁不会犯错误啊？ ,
其实孔子见到美女而心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食色性也。”⑦怀疑孔子春心荡漾也没有什么意义，孔圣人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 ,
但是坏就坏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按照这个逻辑反推过来就是“凡是圣贤就不会有错”，孔子圣人也，当然不能有一点点错误，哪怕想想也不行。
转帖《早读书有害论》
在很多父母心目中，子女越早入学，竞争力便越高。但由剑桥大学进行、英国40年来最大型的独立小学教育研究指出，未满6岁就开始接受语文和数学等正规学习的儿童，长大後学习表现反而不及较迟读书的同龄儿童，“早读书有好处”的理论有害无益。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长达608页的《剑桥初等教育调查》由剑桥大学花6年时间进行，研究基於28项问卷调查、访问了1052人及250个团体，合着学者多达80人。主要是针对入学年龄与儿童学习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
太早受挫折 遗害长远
报告指出，未满6岁的幼童应该接受以游戏为基础的非正式教育，透过自然吸收进行学习。报告认为，无证据显示幼童过早接受正规文法教育会有任何益处，相反可能产生揠苗助长的反效果。
研究顾问委员会主席皮尤警告，过早要求儿童接受正规教育课程，是无视他们的学习、个人发展能力。她指出，4岁半至5岁是儿童开始学习的关键阶段，“若在这阶段遭遇到学习挫折，将难以令他们重返教育系统。”
英国教育法 规定5岁入学
34个欧洲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入学年龄为6岁或7岁，但这些国家中的儿童长大後学习表现往往较早於4岁便入学的英童为高。报告指出，若把学前基本教育时间延长，将有助儿童建立对学习的正面态度，并培养良好语言及学习能力，有助日後长远发展。皮尤说：“这是在儿童自主学习，以及成人主导学习之间取得平衡。”
皮尤指出，推迟入学年龄将有助学习困难、家境较差的儿童发展，但强调此举不会对较聪明的儿童带来不良影响。
英国目前的入学年龄是5岁，报告指出，这项规定并非出於对教育或儿童发展的考虑，而是源於维多利亚时代工厂老板的需要。「入学越早，毕业越早」，也就越早向工厂输送劳工，1870年的《小学教育法》遂规定5岁入学，并沿袭至今。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长达608页的《剑桥初等教育调查》由剑桥大学花6年时间进行，研究基於28项问卷调查、访问了1052人及250个团体，合着学者多达80人。主要是针对入学年龄与儿童学习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
太早受挫折 遗害长远
报告指出，未满6岁的幼童应该接受以游戏为基础的非正式教育，透过自然吸收进行学习。报告认为，无证据显示幼童过早接受正规文法教育会有任何益处，相反可能产生揠苗助长的反效果。
研究顾问委员会主席皮尤警告，过早要求儿童接受正规教育课程，是无视他们的学习、个人发展能力。她指出，4岁半至5岁是儿童开始学习的关键阶段，“若在这阶段遭遇到学习挫折，将难以令他们重返教育系统。”
英国教育法 规定5岁入学
34个欧洲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入学年龄为6岁或7岁，但这些国家中的儿童长大後学习表现往往较早於4岁便入学的英童为高。报告指出，若把学前基本教育时间延长，将有助儿童建立对学习的正面态度，并培养良好语言及学习能力，有助日後长远发展。皮尤说：“这是在儿童自主学习，以及成人主导学习之间取得平衡。”
皮尤指出，推迟入学年龄将有助学习困难、家境较差的儿童发展，但强调此举不会对较聪明的儿童带来不良影响。
英国目前的入学年龄是5岁，报告指出，这项规定并非出於对教育或儿童发展的考虑，而是源於维多利亚时代工厂老板的需要。「入学越早，毕业越早」，也就越早向工厂输送劳工，1870年的《小学教育法》遂规定5岁入学，并沿袭至今。
转帖《电子交易骗术多》
电子商务诈骗方式花样多！
当网络进入人们生活，网上交易由于其便于交流，突破了时空限制，日益成为一种时尚。可是，由于网上交易保障系统的不完整性及不能现货现款的弊端，以及网络诈骗查处的力度不够，也使得网络诈骗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其犯罪手法不一，结案率极低，严重扰乱了网络交易的正常秩序，也使得不少网络交易经验不足的网友和商家受到了损失。下面，就常见的一些常见诈骗方式，瀛商网（北京赛科尔科技有限公司鼎立打造的以视频为主要传播方式的B2B电子商务平台）总经理陈先生为大家谈谈如何进行网络交易安全防范。
诈骗方式之一：网下交易诈骗。
特点是：骗子一般通过网络了解到你的购物需求，交易的物品一定是你想要的，而且一般都便宜一些。通过QQ、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联系谈妥交易，但不公开交易信息，即便是给你的信息，你也是无法正常核实的。往往受骗者受骗之后，有苦说不出，骗子是没费什么精力，就让你送上了白花花的银子。防范措施：在没有绝对把握前，拒绝和任何人进行网下交易，不论交易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诈骗方式之二：以虚假身份交易诈骗。
特点是：利用网络交易身份认证的漏洞，因为一般网站都会让一些注册会员有一些简单认证的方式来让初来者有交易的机会。骗子往往是未认证会员或买家会员身份，唯一的诱饵仍然是你的需求：你特别想要的东西或低价的东西。他们会拒绝先货后款卖货，或买货要先款。他们的身份信息基本上也全是假的，行骗之后往往就消失无踪。防范措施：对于未经严格认证的会员，与其交易一律只能要求其先货卖货或先款买货，否则不赚或少赚交易的利润也就罢了。
诈骗方式之三：盗取用户名进行行骗。
特点是：利用有些认证用户交易密码设置过于简单，通过猜测或更复杂的方法获取其密码，登陆后以认证后的用户名进行诈骗。这类诈骗方式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联系电话和交易所提供账户都和认证信息不一致，网上交易经验稍丰富点的，一般都不会上当。防范措施：如果交易对象的交易信息，主要是打款账户和联系电话与认证信息不一致，千万要再三核实后再进行交易。
诈骗方式之四：江湖救急，廉价倾销。
特点是：诈骗份子一般是有一定信誉和一定交易资格的老用户，忽然间抛出与其平素交易量不符的物品，而且价格较低。这类诈骗，由于其已经赢得一定的信誉度，比较容易让人上当。一般这类人，大多是打算退隐网络交易市场，做一票就走人的。此类人，大多可能是一时缺钱花，或经营不景气，才出此下策。此类诈骗也不太好防，唯一的可疑点，就是抛售的不合理，所以一般他们会打出种种救急原因，为他们的倾销做解释。防范措施：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要买便宜货，先考虑好安全。对方如真是诚心卖货，对你提出的安全交易的要求，就应该不会太拒绝。不要听他说的任何急用钱的理由，打款之前，要能确信资金安全。
诈骗方式之五：偷梁换柱。
特点是：往往诈骗份子根本没有物品可售，或压根不打算做正经买卖。你一片诚心，钱先打过去了，结果收到的只是几本破书，而不是你所买的货品。这类交易，一般所出售的物品没有图片，或借用图片。一般诈骗份子都是那些不常进行交易的人，或者是短期经营出现困难的用户。防范措施：进一步了解网络交易风险，增强网络交易风险意识，采取中介交易或要求对方先货等安全交易方式。
诈骗方式之六：高价收购，空手套白狼。
特点是：出价比一般市场收购价高一点，也不算是很不合理。但坚持先货进行收购，中介给他他也不要。明明网上有人卖得便宜点的货他也不要，问都不去问一下。有的人先也收到货后打点钱，等你的货发出后，才发现他会找出种种理由不汇款，或干脆人间蒸发。
诈骗方式之七：代理货品，人间蒸发。
特点是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不在市场的用户的交易需要代理商才能更好进行的特点，代理货物存放于他处，一直也没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听说找不到他人了，于是急着联系上他，但已经人走货空。防范措施：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人进行代理，代理货品如考虑是中长期投资，一定要自己先拿回来。
诈骗方式之八：货物遗失，拒不打款。
特点是：利用货物运输过程的无据可查的漏洞，你货发出去了，他说没收到，要求你重发或拒不打款。或者和你扯皮，等你查明白了，他却早已经离开原来那里。防范措施：选择收货必须收货人签收的物流公司进行发货，最好是在短期内能查询的。
诈骗方式之九：提供担保，进行诈骗。
特点是：让人提供担保，等他的目的达到后，担保人不认帐或也从此消失。担保可能省去了中介的一些麻烦，但安全性毕竟比中介差些。防范措施：如确实需要担保，最好双方选择都能认可的担保人。
诈骗方式之十：以次充好，骗人钱财。
特点是：这类诈骗的隐蔽性较大，利用网络交易不能见实物的弊端，以及网友相关知识的不全面，混水摸鱼，能骗就骗。一旦被发现，就以定品不一搪塞，或认错换货。虽不是明火打劫，但其实也坑人不浅，危害不小。
防范措施：多学有关知识，增长交易经验。瀛商网的陈总提醒大家：网上交易有风险，要提高警惕，正确认识到不法分子诈骗的方式，做到有效的防范。
笔名：瀛商网1987
当网络进入人们生活，网上交易由于其便于交流，突破了时空限制，日益成为一种时尚。可是，由于网上交易保障系统的不完整性及不能现货现款的弊端，以及网络诈骗查处的力度不够，也使得网络诈骗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其犯罪手法不一，结案率极低，严重扰乱了网络交易的正常秩序，也使得不少网络交易经验不足的网友和商家受到了损失。下面，就常见的一些常见诈骗方式，瀛商网（北京赛科尔科技有限公司鼎立打造的以视频为主要传播方式的B2B电子商务平台）总经理陈先生为大家谈谈如何进行网络交易安全防范。
诈骗方式之一：网下交易诈骗。
特点是：骗子一般通过网络了解到你的购物需求，交易的物品一定是你想要的，而且一般都便宜一些。通过QQ、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联系谈妥交易，但不公开交易信息，即便是给你的信息，你也是无法正常核实的。往往受骗者受骗之后，有苦说不出，骗子是没费什么精力，就让你送上了白花花的银子。防范措施：在没有绝对把握前，拒绝和任何人进行网下交易，不论交易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诈骗方式之二：以虚假身份交易诈骗。
特点是：利用网络交易身份认证的漏洞，因为一般网站都会让一些注册会员有一些简单认证的方式来让初来者有交易的机会。骗子往往是未认证会员或买家会员身份，唯一的诱饵仍然是你的需求：你特别想要的东西或低价的东西。他们会拒绝先货后款卖货，或买货要先款。他们的身份信息基本上也全是假的，行骗之后往往就消失无踪。防范措施：对于未经严格认证的会员，与其交易一律只能要求其先货卖货或先款买货，否则不赚或少赚交易的利润也就罢了。
诈骗方式之三：盗取用户名进行行骗。
特点是：利用有些认证用户交易密码设置过于简单，通过猜测或更复杂的方法获取其密码，登陆后以认证后的用户名进行诈骗。这类诈骗方式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联系电话和交易所提供账户都和认证信息不一致，网上交易经验稍丰富点的，一般都不会上当。防范措施：如果交易对象的交易信息，主要是打款账户和联系电话与认证信息不一致，千万要再三核实后再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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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方式之五：偷梁换柱。
特点是：往往诈骗份子根本没有物品可售，或压根不打算做正经买卖。你一片诚心，钱先打过去了，结果收到的只是几本破书，而不是你所买的货品。这类交易，一般所出售的物品没有图片，或借用图片。一般诈骗份子都是那些不常进行交易的人，或者是短期经营出现困难的用户。防范措施：进一步了解网络交易风险，增强网络交易风险意识，采取中介交易或要求对方先货等安全交易方式。
诈骗方式之六：高价收购，空手套白狼。
特点是：出价比一般市场收购价高一点，也不算是很不合理。但坚持先货进行收购，中介给他他也不要。明明网上有人卖得便宜点的货他也不要，问都不去问一下。有的人先也收到货后打点钱，等你的货发出后，才发现他会找出种种理由不汇款，或干脆人间蒸发。
诈骗方式之七：代理货品，人间蒸发。
特点是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不在市场的用户的交易需要代理商才能更好进行的特点，代理货物存放于他处，一直也没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听说找不到他人了，于是急着联系上他，但已经人走货空。防范措施：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人进行代理，代理货品如考虑是中长期投资，一定要自己先拿回来。
诈骗方式之八：货物遗失，拒不打款。
特点是：利用货物运输过程的无据可查的漏洞，你货发出去了，他说没收到，要求你重发或拒不打款。或者和你扯皮，等你查明白了，他却早已经离开原来那里。防范措施：选择收货必须收货人签收的物流公司进行发货，最好是在短期内能查询的。
诈骗方式之九：提供担保，进行诈骗。
特点是：让人提供担保，等他的目的达到后，担保人不认帐或也从此消失。担保可能省去了中介的一些麻烦，但安全性毕竟比中介差些。防范措施：如确实需要担保，最好双方选择都能认可的担保人。
诈骗方式之十：以次充好，骗人钱财。
特点是：这类诈骗的隐蔽性较大，利用网络交易不能见实物的弊端，以及网友相关知识的不全面，混水摸鱼，能骗就骗。一旦被发现，就以定品不一搪塞，或认错换货。虽不是明火打劫，但其实也坑人不浅，危害不小。
防范措施：多学有关知识，增长交易经验。瀛商网的陈总提醒大家：网上交易有风险，要提高警惕，正确认识到不法分子诈骗的方式，做到有效的防范。
笔名：瀛商网1987
